[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提出了一系列顺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权利(权益)概念,推动构建起了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标志性的中国式权利体系。这个权利体系覆盖了从底线权利到高线权利、从多数人权利到少数人权利、从传统权利到新兴权利、从个人权利到集体权利、从当代人权利到后代人权利、从国内人权到国际人权等各种权利类型。这个权利体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平等性、系统性、国际性等特征。
[摘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中,法治自信是一个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法治自信在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法治自信的核心要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自信。从学理层面看,在理论逻辑中,法治自信是由法理自信支撑起来的,并最终根源于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自信。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坚定法治自信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严格执法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成果与新时代行政执法改革实践,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在价值定位上,严格执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节点、维护法律权威的根本途径和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之策。在核心要义上,党的领导是严格执法的根本保证、规范执法权运行是严格执法的核心目标、制度与能力双重建设是严格执法的重要基础、人民满意是严格执法的最终标尺。在实践路径上,通过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构建权责统一的执法运行机制、实现智慧执法与柔性执法有机融合、健全全方位多层次执法监督体系,构建起严格执法理论的实践路径。
[摘要]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立和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及现代化实践的初步展开,围绕与文化有关的基础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既为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指明了方法论原则,也提出了亟待后继者予以进一步解答的问题。根植于打破“现代化 西方化”迷思的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之问”,阐明现代文化不等于西方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样态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深刻回答了“列宁之问”,阐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阐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的文化使命;深刻回答了“时代之问”,阐明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并不具有必然性,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才是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拨开了“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论”“文化虚无论”等西方意识形态的迷雾,决定性地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意义,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摘要]由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差异,苏联、西欧与东欧形成了彼此不同又各具特点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上述现代化道路的新特点,迫切要求构建符合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构建符合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既要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结构性、受动性原则,又要正确发挥唯物史观的主体性、能动性原则,超越苏联、西欧与东欧解读范式单一理论视角的局限性,充分体现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以符合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为指引,要在尊重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正确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统筹好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实践自觉与理论自信、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尊重历史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其潜在的异化风险也随之悄然滋生。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围绕科技与劳动、交往、生态的三重关系,揭示科技应服务于人的“类本质”实现、社会本质达成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内核。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体现为“数字铁笼”、岗位替代与尊严压缩;交往异化表现为物役性中介、关系功利化与人之本质疏离;生态异化则源于算力资本化与“新陈代谢断裂”。然而,异化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占有与使用方式。消解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归根结底是使人工智能技术从一种外在于人、支配人的异已力量,重新回归为一种由劳动者共同掌控、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工具。
[摘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从严治党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引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以思想引领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的能力,以组织和干部队伍优势凝聚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
[摘要]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丰富内涵、健全目标要求,是探索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有效路径的逻辑起点。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是由“硬件”和“软件”结构要素构成的体系;也是由不同组织层次要素构成的体系;既是由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建设内容要素构成的体系,也是由教育、监管和保障等功能要素构成的体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健全目标要求,既有价值使命、方法思路维度下的目标要求,也有事物要素特征、历史经验维度下的目标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可以从结构要素现状出发,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结构要素;从组织层次要素现状出发,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组织层次要素;从构成的内容、功能要素现状出发,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容要素和功能要素;从各类构成要素间的联系状况着力,优化构成要素间的联系状况。
[摘要]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直接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持续推进和拓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具体而言:只有坚持战略思维方法,才能在登高望远中谋划现代化建设全局;只有坚持历史思维方法,才能在不忘本来中开辟现代化建设未来;只有坚持辩证思维方法,才能在对立统一中探求现代化建设规律;只有坚持系统思维方法,才能在协同推进中凝聚现代化建设合力;只有坚持创新思维方法,才能在锐意进取中开拓现代化建设新局;只有坚持法治思维方法,才能在依法治国中铺就现代化建设轨道;只有坚持底线思维方法,才能在风险防控中掌握现代化建设主动。研究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科学思维方法,对于新征程上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保持生命力的题中之意。“两个结合"从世界观方法论维度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演化逻辑及客观规律,为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必然性、内在机理及实践进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能够有效破解普遍性与特殊性张力的理论发展难题,纾解本土诉求与人类发展困局交织的实践探索困境,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文明赛续愿景“两个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根脉”与“魂脉”的辩证统一、政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民族与世界的融会贯通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生成逻辑。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两个结合”更加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通过筑牢道路根基、激活历史实践动力、巩固文化主体性、打开文明互鉴空间,构建一条立足实际、融通中外、回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路。
[摘要]当前超大城市城乡结合部面临人口结构复杂、土地利用失序、住房管理混乱等“人-地-房”系统性矛盾。直面超大城市城乡结合部“人-地-房"的治理现状,既有治理机制呈现专业化与协同化、治理工具呈现多元化与长效化、治理空间呈现品质化与融合化的经验与成效,又面临人口结构复杂与公共服务供给粗放、土地制度不适应与土地利用失序、住房供需失衡与住房管理混乱的治理难题。数字技术为解决城乡结合部特有的“人-地-房”系统性矛盾提供了新思路。数字赋能超大城市城乡结合部“人-地-房”系统治理,其目标定位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战略维度,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精准化与协调化的效率维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融合的公平维度;其潜在风险为:数字技术与体制不适应产生权力重构风险,数字技术带来数字伦理与责任风险,数字基础设施不均和数字分化加剧社会不平等;其体系构建为:以城乡结合部“人-地-房”要素联动的数字治理中枢为基础支撑,以数字技术驱动城乡结合部"人-地-房”协同治理为关键路径,以完善城乡结合部“人-地-房”系统治理的数字生态为保障机制。
[摘要]实现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适配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既有研究忽略了非基本公共服务技术、利益、行动之间的耦合协同问题,难以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供需适配的系统性变革。依据供需适配性理论,有必要构建基于“利益-技术-行动"耦合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供需适配分析框架。依据此框架,非基本公共服务供需适配存在“利益-行动"脱节、“技术-行动"脱离、“技术-利益”脱嵌等困点。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供需适配,需要以利益与行动耦合为方向,构建非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利益共同体;以技术与行动耦合为基准,打造非基本公共服务供需感知与响应平台;以技术与利益耦合为重点,打造非基本公共服务技术扩散利益共享机制。
[摘要]人口持续老龄化与数智技术高速发展交织并行下,养老服务数智化转型向纵深推进。数智技术在牵动养老服务扩界提质的同时也催生出新的适应性风险,老年人在接受数智化养老服务过程中面临意愿、机会、能力和权益的多维排斥风险。多维排斥导致数智技术与养老服务呈现弱融合状态,表现在价值张力、资源约束、能力失配、机制不适与制度空档等方面。据此,通过价值引领—资源保障—能力弥合—机制调适—制度完善等治理策略,增强数智化养老服务的均衡性与可及性,是推动数智化服务更充分、更公平惠及全体老年人,进而实现养老服务积极数智化目标的重要途径。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亦是破解经济转型升级难题的根本遵循。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深刻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要求高度契合。其核心作用机理在于,通过推动劳动资料形态革新,率先实现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跃升,进而加速劳动对象价值重构,促进劳动者技能结构升级,最终牵引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形成创新驱动型发展路径。就当前发展而言,新型基础设施在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仍存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智通道”阻塞、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不完善、集约高效利用不足等问题。未来需在加快原始创新与技术自主可控、破解数据流通的卡点堵点、优化教育新型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各类新型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快进行路径优化。
[摘要]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备巨大潜力。其赋能作用通过一个由“组织赋能、目标赋能、联动赋能"构成的动态系统完成:低空经济通过重塑资源配置与决策模式实现“组织赋能”,通过驱动绿色转型与精准治理落实“目标赋能”,通过促进数智升级与跨界协同达成“联动赋能”。三者相互支撑、协同互动,形成一个循环增强的赋能系统。当前低空经济赋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治理、技术、人才、市场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为此,亟需构建四维协同的综合性推进方案:筑牢治理根基,构建以绿色为导向的政策框架;强化技术支撑,突破面向生态赋能的核心技术;构建智力支柱,健全驱动绿色创新的人才生态;畅通市场循环,完善保障持续发展的资金机制。只有破解这四重制约,才能充分释放低空经济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