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打第一声雷，京京爷爷就听见了。雷声不是很大，听起来闷闷的，外面像裹了一层陈年的棉花套子。雷声听起来还有些远，远得如在远古，如在天边，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打了雷。京京爷爷对雷声是敏感的，他的敏感，不仅在于他从小在农村听惯了雷声，还在于北京好几个月没下过一场透雨，已经有些干旱。过了春节到清明，过了立夏到小满，也不能说北京一场雨没下过，只是下得很小。有的是雨过地皮湿，有的连地皮湿得都不均匀，没树罩着的
一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住到梦中，就像急于要躲进脚下的影子里，躲进一种逼真的不存在里，所以我把很多时间用在了睡觉上。奇怪的是，我在梦中遇到的自己永远是个孩子，是我把他封存在那里的，以至于他一直都没有来得及长大。被我一起封存在那里的，还有黑色的煤城和总是骑着加重自行车的张云飞。张云飞比我大四岁，是我的哥哥。 整个梦境像一座巨大的黑白建筑，黑色的煤城在梦境里不停地生长，尖顶刺破乌黑的天空，充满了哥
连着几个晚上，躺下睡不沉，睡眠像一根烂木头，断成一截截的。整晚跋山涉水，朝着一场沉沉的梦境走去，梦境是遥遥可望却终不可即的地平线，怎么也走不到。今天傍晚，西边的天空还亮着，我就忍不住打哈欠，对即将到来的夜晚多出几分期盼，连续失眠的恩赐，是倦极后的一夜好眠，照理说，今晚能睡个团回觉了。果然，夜里灯一关，脑部深处神秘的松果体悄然工作，困意袭来，眼皮很快睁不开。难得的好兆头。怕兴奋，只暗暗欢喜。不知过了
老刘是一位战略学教授，今年五十岁，专业技术大校军衔。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座民国时期建筑的三层走廊最里面。如果不开灯的话，整条走廊终年都会很幽暗，唯有水磨石地面泛着灰白色微光。办公室的窗子也是旧式风格，有一人半高，每次擦上半截玻璃都得在窗台摆把木凳，然后小心翼翼踩到上面才行。窗外有一棵大杨树，年龄比老刘还要大上一二十年。树冠高出建筑一头，像是把楼房搂在怀里似的，到了夏季房间里便进不来多少光线。向远处看去
yi一 时隔多年，拉姆金的花楼，非但没有倒塌，也没有遭到遗弃，它依然醒目地屹立在泸沽湖边，那个名叫洛水的村庄。 花楼很古老，不知修建于哪一年，原本属于拉姆金的母亲，拉姆金年满十三岁的时候正式拥有了它，成为“拉姆金的花楼”。 这点我能做证，作为她在城里唯一的朋友，我参加了她的成年礼，见证了全部仪式。她那位走路像不倒翁一样前后摇晃的老祖母，把一枚连缀在珊瑚珠上的钥匙挂在她的百褶裙腰带上时，我就站
像所有可悲的作家遭遇创作瓶颈时总会发生的，不是在家里，就是在他常去的咖啡馆，反正总不会在火奴鲁鲁的海滩上。他会接到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的电话，或者干脆直接撞见最不想遇见的某个人。在我这里，是大呼小叫的麦欣，她反复确认我就是那个高中三班坐在靠窗位置的陈啾凡，丝毫没有商量余地地把座位挪到了我对面。 “得有……二十年没见了吧！ “二十五。”我努力挤出笑，“我复读了一年。” “哦，记起来了，当时
丫丫放暑假时，我带她去五十公里外的龙眼山看望我的外公。我们母女俩乘车穿过农田和山谷，又沿着山涧一路步行，于中午时分来到这个我每年都要小住一段时间的地方。我没有提前告知外公，以免年近九十岁的他为了招待我们而做准备。我也没有带什么礼物。山外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已没有任何他需要的。外婆过世后，他独居在这片山坳已有十多年了。母亲想接他到城里住，他坚决不肯。我们只好由着他，并时常来山里看他。 这里的环境
一 “可以讲讲你的故事吗？” “我叫纳迪亚·哈利勒，今年二十六岁。我与哈桑结婚五年。哈桑在半年前，很幸运地抽中了联合国发放的移民签证，之后我便立即随着他的父母、哥哥一同前往伦敦。说实话，我的确对伦敦抱有过无尽的幻想，漫步在城市公园、坐在街角餐厅喝一杯咖啡，或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自己会在那里重生，未来甚至还会飞去更远的地方，或许还可以继续做与电影相关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像囚犯一样，那才是噩梦的开始
一 温水煮青蛙。每每想到，自己现在是个杀手，程晖就想到这几个字。不是天生的，不是化身博士那种来回变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再没有回头路。他想过找几个字来替换“温水煮青蛙”，竟然找不到，这几个字真生动，把话说尽了。 如果追究一下，要从一九九三年算起。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程晖在办公室接到电话，要他“来一下”，他起身去往隔壁的陶主任办公室，敲门，推门，开门的瞬间，陶主任正在收拾桌子
门“砰”的一声被撞响。她决定最后检视一遍镜中的女人。残余的水贴住了两侧虚黄的发丝，她能清晰地看到细小的皱纹正在不断蚕食这张暗褐色的鹅蛋脸。指尖把卸妆棉捻成一个小疙瘩，接着抛进了垃圾桶。 到客厅时，陈志明已窝在沙发上。他跷着腿，怀里抱着那个小黄人抱枕。 “你抱着的，叫鲍勃。"她暗示自己来一点微笑。 站了一会儿，她走向玄关，将新买的这双磨砂反绒皮鞋给翻正，再掏出鞋垫，把皮鞋挤进原先的一排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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