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两个结合”进行溯源可以发现,其核心要求——坚持将普遍性理论与特殊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内在之义。“结合”这一理念在列宁和毛泽东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体现了对中国具体实际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溯源,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提出的理论与历史的必然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摘要: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总结出“挂职文学”这一概念。追溯“挂职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挂职文学”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创作在政治伦理与审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是进步的政治和进步的艺术经历“否定的否定”后再次统一的成果。颇具创作实绩的“挂职文学”体现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其创作历程沉淀为朴素的、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中国经验。
摘要: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是新时代文艺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基石。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要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主线。在数智技术深度重构文艺生产传播链条、市场逐利持续渗透创作评价体系、多元社会思潮复杂交织的语境下,坚持文艺的人民性,既能抵御“去价值化”“唯流量论”“精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偏向,又有助于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巩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推动社会主义文艺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界进行了“民族形式”的探讨,电影转向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借鉴与学习。与此同时,出现了鲁班热,鲁班的传说被再度发掘,鲁班这一人物也被改写与重述。电影《鲁班的传说》既是中国电影民族形式探索的重要作品,也是鲁班热的重要环节。鲁班的再度凸显与彼时技术革新和工业化的中国道路探索紧密相关。《鲁班的传说》作为中国民族道路的文化书写,从民族形式探索、古代发明家的改写等不同层面将鲁班塑造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与《愚公移山》一道,成为中国工业化民族精神的一体两面。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国题材”电影不仅事关如何叙述革命历程的合法性,更关乎呈现何种中国形象,以及如何缔造与不同年代普通大众的生活联结。具体而言,“建国电影”不断变换的叙述起点,同时蕴含着对于历史时势的判断与当代状况的理解;“天安门城楼”的呈现方式,潜藏着想象中国的秩序和方法;隐而复现的方言,折射出观看主体情感投射对象的演变轨迹。“建国电影”的影像修辞始终内在于情感政治的实践与再生产,其认同机制可被解码为“带领人民建国—与人民一起建国—我和我的祖国”。重述“我”与“国”关系的理想状态,不应止步于观众被看见并获得参与感的情动阶段,更应当激发与转换出更多的政治性思考和行动自觉。
编者按:《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成为今年电影市场颇受瞩目的“黑马”,其社会反响也使之成为一个值得认真辨析的文化现象。2026年7月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第121期青年文艺论坛以“《给阿嬷的情书》:地方意识、家国情怀与世界想象”为题组织研讨。在此基础上,本刊特邀部分发言嘉宾撰稿,希望通过这一组讨论,在文艺现场的热度之外发掘更具持续性的文化问题,将正在发生的文艺现象转化为可供深入讨
引言:一匹“黑马”提出的问题 作为一个出生于汕头城区、十八岁北上求学、如今往返于大湾区与京沪之间的潮汕籍写作者,笔者对《给阿嬷的情书》的观看经验带着某种耐人寻味的错位。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地点在山东青岛,整个影厅里能听懂潮汕话的大概只有笔者一人。片中人物操着南腔北调的各路潮汕口音,呈现出杂糅并置的语言状态,而这恰恰接近历史的真实:当年过番下南洋的潮汕人来自各县各乡,口音本就参差不齐,主创团队为遵
——评《给阿嬷的情书》 一 在不同的叙述脉络中,地方性有着不同的含义。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叙述脉络中,地方性意味着苏维埃、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实践,并转化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群众路线”这样的方法论和具体的工作路线,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保证。同时,地方性之上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革命目标和对未来社会的整体性构想,因为它们与地方性的关系是普遍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促动了中苏两国文学中的民族意识。20世纪30年代初,二战阴云笼罩苏联,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吞中国东北,中苏均从国际主义视角预测未来的世界战争,苏联的“国防文学”强调反殖民主义与阶级斗争;中国左翼作家引入“国防文学”概念,结合本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张爱国主义与社会革命的统一。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文学转向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以凝聚民心抵抗外敌,但埋下后续民族矛盾和意识形态混乱的种子;中国则在毛泽东和其他革命作家指导下,融合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培养了新的民族文学根基。
摘要:后苏联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顾不乏新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范式的本质及运作机制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杜波连科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苏联文学文化研究专家,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桎梏,力图重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功能与本质。他通过引入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符号学视角,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为社会主义现实的生产机器,并提出苏联文学世界中“自控的苏联作家”与“理想的苏联读者”两类画像,旨在立体审视文化活动的多元主体,还原“生活完成书写”的苏联美学链条闭环。杜波连科的跨学科研究特性及其别树一帜的方法论,为后苏联时代再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供了研究范式转型的启发。
摘要:1935年前后,随着“小品文论争”向美术领域延伸,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始集中关注“漫画”这一形式,“小品文和漫画”成为当时常见的并提方式,“漫画”被赋予与“小品文/杂文”同构的形象。《小品文和漫画》特辑与《漫画生活》杂志集中体现了左翼漫画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鲁迅、胡风等人围绕漫画的形式内涵与表意机制展开讨论,这一阐释过程亦构成左翼文化界争夺漫画形式的实践方式,可视为一种“漫画的自觉”。同时,“漫画”与“小品文/杂文”的关联还体现在二者均具备的“再媒介性”,以及“感应”“攻守”的媒介属性与批判功能。“小品文和漫画”的并置关系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场域中“媒介间性”与“媒体组合”的一体两面。
摘要: 在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拖拉机并未真正出现,却以谈话、笑问的方式进入蛤蟆滩。机器尚未到场,却已进入人物理解现实的方式之中,形成小说特殊的未来时态,尚未兑现的技术前景反过来为互助合作分配意义。梁三老汉用“机器能抱娃吗”这句话把技术话语拉回生活尺度;二三十年的机械化估算使愿景进入可等待、可检验的历史时间;“一九五三年春天”的反复咏叹又把农事循环、个人生命与国家计划编织在一起。《创业史》“四部曲”将未来终点预先写入第一部,柳青后期的调整则不断校正这一终点。未来承诺为当下赋义,同时要求后续叙事交代实现过程,由此形成“叙事债务”。这一结构揭示了《创业史》的未完成性,也显示出合作化文学转向“组织的日常”时承受的形式压力。
摘要:韩少功译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意义,在于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引入急需的思想资源。借助选择、改写、内化的翻译策略,韩少功对米兰·昆德拉的“拒绝媚俗”进行重构,以回应当代文学正在遭遇的思想困局,他将米兰·昆德拉“为存在编码”的小说方法论推进到文体层面,实现从“小说”到“读物”的跨越,开辟了后革命叙事从解构到重建的独特路径。韩译米兰·昆德拉展示了翻译参与思想生产的路径与可能,揭示出跨语境思想传播的核心机制:外来思想的影响力,不在于翻译的“忠实”,而在于被“征用”为本土思想建构资源的程度。翻译在此不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思想的生产。
摘要:沈从文创作中最为彰显的特质是其关于“人”“人性”的思考。这一思考不仅充溢于其前期创作之中,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持续体现。特别是其由“文学”创作转向“文物”工作之后,从吸纳“人民”观念、转向“人民”立场,到新时期对“公民”意识的崇尚,都有迹可循。沈从文这一思想演进,是理解其人其文的关键前提,亦显露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大潮中复杂的心路历程。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唐弢受命主持编写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项目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备受重视,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编写的集大成之作。新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是当时编写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其间,不同版本的过程稿在创作方法的表述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理论概念在这些版本中从重点论述到逐渐淡化,显示出这部文学史力图摆脱理论与史实割裂、创作方法的概括与作品分析脱节的普遍性问题。在日趋激进的文化形势下,反而出现不断缩减流行批评概念的悖反现象,显示出文学史编写者对于兼具理论性、历史性与学术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话语的追求和坚守,以及文学史研究所具有的包容性空间。
摘要:贺友直绘制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是新中国“十七年”美术的代表性作品。在对这一作品的研究中仍存在未获正视的面向:其所潜含的内在视角是从农民的角度体察合作化实践对农民有关土地、家庭、劳动、生活感受的多方面影响;在合作化主题下,通过画家主动“制造情节”,真切地表现了农民的身心状态,人与日用之物、家园、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乡村日常生活世界的丰富意涵。对此面向的揭示、把握,可为深入认识作品的艺术与精神史价值打开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