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龄研究是一簇以综合性视角研究老龄化现象的应用型研究集群,长期以来,人口研究和定量社会学研究构成了中国老龄社会科学的主要阵地和学科底色。学科交叉与传统阵地之间的张力,成为老龄学科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素材,数据对老龄研究的质量、范式及知识生产方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老龄社会科学研究数据来源呈现多元化与交叉化的趋势,但结构化问卷调查数据依然是国际学术对话的核心素材。中国的大型老龄专项问卷调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日趋完善,并逐步形成了本土特色,是回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键议题的现实依据,也是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故事”的数据基础。然而,当前老龄专项问卷调查在追踪质量、资金保障、内容设计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间,依赖既有调查数据的数据驱动型研究模式,也在日渐饱和的学术空间中面临瓶颈。为此,中国老龄社会科学研究亟须突破路径依赖,推动跨部门、跨学科、多形式的多源老龄数据的共享与协作,通过提升数据质量、拓展数据矩阵、开展数据素养教育、优化科研管理、强化社会影响等措施,构建规范、创新、适应中国国情的老龄研究数据体系,以助力中国老龄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摘要:孝道文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有效的文化支撑。在家庭规模和结构持续变化的背景下,将同胞纳入孝道观念影响因素的考察范围,为进一步解释中国孝道变迁之谜提供微观证据。基于CGSS 2017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工具变量、增强逆概率加权等方法探析同胞数量对孝道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元孝道中存在同胞效应,即同胞数量对相互性孝道观念和权威性孝道观念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胞效应呈现出随时代发展而逐渐强化的趋势,与1980年前出生的群体相比,同胞效应在1980年后出生的群体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由于受到更多向下的代际支持,相互性孝道更弱,但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可以使这种影响得到缓解;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权威性孝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相互性孝道相比,权威性孝道中的同胞效应更具群体普遍性和广泛性,在各组群体中均发挥显著作用。同胞效应在男性、非农业户籍、东部地区、高教育水平群体中的作用更全面,这部分群体的两种孝道均存在显著的同胞效应。研究指出,家庭少子化带来的孝道观念上的变化需要得到重视,家庭和社会应加强对少子女家庭的孝道文化教育。
摘要:基于当前生育推迟、三孩生育、人口负增长的多种实际,重视生育力保护服务体系构建是少子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生育支持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保障。基于全育龄女性(未育女性、孕产女性和已育女性)和全生育周期探讨当下的低生育力困境及其生育力保护服务。全生育周期不仅包含了从孕到育的全生育过程,也包含了从初育到终育的整个生育周期。晚婚晚育常态化背景下,大量女性的实际生育周期仍压缩在40岁之前,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可能将生育周期延伸至40岁及以后,这构筑了生育力保护服务多样化供给的现实基础。根据彩虹模型从体系整合、组织整合、专业整合、临床整合、功能整合和规范整合六个维度评估了湖北省宜昌市生育力保护服务体系及其服务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全育龄女性健康为目标、全生育周期服务为支撑、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服务体系等四个方面构建我国现阶段育龄女性的生育力保护服务体系,并重点围绕生育力预防、生育力修复、生育力保存三方面来完善生育力保护服务内容。晚育背景下构建生育力保护服务体系,旨在为晚育多育女性提供健康支撑,并尽可能减少不孕女性规模,以充分释放现有育龄女性群体的生育潜能。
摘要:住房支持是我国生育支持体系中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纲领性文件开启了我国住房支持的法治化进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出台的宏观指导性文件和各地方出台的具体实施性文件,共同建构了我国住房支持生育政策的法治框架,从购房和租房等方面对多子女家庭展开住房支持。我国住房支持政策存在规范依据碎片化、政策覆盖对象广泛性不足、户籍限制严格和“重购轻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相关政策文件的公开性,将住房支持保障对象覆盖全生命周期,进一步松缓住房支持户籍限制,转变“重购轻租”的政策倾向。
摘要: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呈现劳动时间弹性化、工作地点移动化、工作边界扩大等特点,传统的就业与失业统计制度已经不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与失业统计,无法满足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在比较国内外就业和失业的内涵、口径及统计调查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新就业形态的特点,以及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就业与失业统计制度存在的缺陷,对我国就业与失业统计的内涵、口径、分类、指标、调查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具体为在界定就业的“六个标准”方面提出了以劳动收入作为关键标准、以劳动年龄标准范围外的就业以及残疾人就业作为参考、就业意愿修改为有无获取收入的意愿、将工作时间结合劳动收入作为划分充分就业与不充分就业的依据,以及完善劳动合同的建议,同时指出新就业形态下就业内涵的变化、就业与失业统计分类体系的不完善及相关指标缺失的问题,以及统计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对于提出的每个方面的问题针对性地给出了重新构建就业和失业统计制度的建议,对全面了解我国就业和失业状况及政府推行促进就业的政策等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摘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转型的背景下,绿色就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包容的关键议题。基于SSCI数据库2006—2023年收录的3989篇绿色就业相关文献,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构建了绿色就业领域的知识图谱,识别出包括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创新在内的核心研究群组、热点主题及其演化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绿色就业领域呈现出强烈的跨学科特征,研究主题从宏观政策逐步拓展到微观企业管理与技术创新层面,涵盖绿色政策与市场协同、技术替代与岗位质量提升等关键议题。基于知识图谱分析,不仅揭示了不同群组间的演化关系及其跨国对比视角,还提出了未来绿色就业研究的拓展空间,包括概念精细化、测量标准构建和技能需求的区域差异化分析,为国内绿色就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参考,并为我国低碳转型中的绿色就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实践启示。
摘要:经典的“先赋—自致”地位获得模型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不断得到扩展,但模型中子代教育往往受到家庭背景等因素影响,并非完全“自致”,鲜有研究能够有效解决这一局限。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借鉴收入分配领域机会不平等研究中测度个体“责任”与外在“环境”如何影响结果不平等的相关做法,通过提取努力残差和构建相对分位,得到排除环境影响的“净努力”变量后,再对回归结果进行Shapley分解。分析发现,个体可控的“净努力”对职业地位获得的贡献度仅约30% ,显著低于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贡献度( 52% ),说明以教育作为自致因素可能会高估社会流动性,即受教育年限作为自变量时会“吸收”环境变量的影响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男性样本、城镇样本和年轻群体样本中,努力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相对更大,但“90后”相比于“80后”群体,努力的作用效果有所下降。在进行更换样本、更换努力变量测度方式等稳健性检验中,分析结果依旧支持上述发现,说明研究结论较为可靠。基于研究发现,相关政策应致力于拓宽自致努力的作用渠道,关注各类弱势群体面临的不利境遇,进而促进机会的公平。
摘要:稳健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缓解贫富差距的中坚力量,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容提质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聚焦中等收入群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两大核心问题:从中等收入跌落至低收入的风险,以及晋升至高收入的机会,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评估中等收入群体风险与机会的方法,并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全面剖析了该群体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深入探讨了样本期间内的退出风险,并系统分析了影响其风险与机会的因素。研究发现,2014—2016年期间,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性高达 17% ,但此后有所下降。整体生存概率呈阶梯式下滑,而跌落与晋升的概率呈现倒“U”型曲线。尽管城镇居民最初更容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但随着时间推移,其跌落风险逐渐增加,甚至超过了农村居民。通过XGBoost算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良好的健康状况、较高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稳定的职业有助于降低家庭跌落至低收入群体的风险,而家庭资产则是推动家庭晋升为高收入群体的主要影响因素。揭示了中等收入群体在收入跃迁过程中的复杂动态,并强调应重点关注该群体的风险与机会,以通过精准施策增强其稳定性,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摘要:人口迁移深刻影响着教育水平和职业岗位的配置过程。为考察教育和职业的纵向失配对不同户籍人口收入差异的影响,使用改进后的现实匹配法测量纵向失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21年的多期横截面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纵向失配主要通过两个环节影响户籍收入差距:发生几率和收入惩罚。发生几率层面,农业流动人口比城市非农出身人口更有可能发生纵向失配,但“农转非”人口与城市非农出身人口没有显著差异。收入惩罚层面,当不同户籍人口都面临纵向失配时,农业流动人口会遭受更加严重的收入惩罚,但“农转非”人口和城市非农出身人口的差异不显著。以上发现为有效捕捉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收入差异来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