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功能至少有二:一是资政性,二是学理性。资政性指服务于国家、区域和组织决策的研究,学理性侧重于学科和理论建设。资政性研究从战略高度提出一定时期对象国和地区的情势和演变及对本方影响,是对未来的前瞻和应对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异军突起,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共生。在高度重视学理性研究的同时,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方向是面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的资政性研究,从而使其有力支撑决策者的决策。
[摘要]在江户时期,日本士人由于认可与倾慕朝鲜士人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成就,对与朝鲜士人的交流一度充满了渴望甚至狂热。同时,又因在接受与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共通性,朝日士人存在一种深厚的文化认同意识,这种意识也刺激了一些日本士人对明清易代之后朝日国家地位与文化水平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另外,由于朝日士人在汉字与汉文化层面的强烈认同感,他们的交往还充满了深情厚谊的结契意识。因此,朝日士人持续的“文会”活动,不仅使朝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提升,还让朝鲜士人的对日态度发生转变。
[摘要]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即开始着力强化政治架构,努力确立“公”权的主导地位,推广普及奉公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天皇权威的符号性收编,借助天皇宗教权威确立德川将军的公仪地位,并通过削弱天皇政治权力强化幕府“公”权的主导地位;二是对武士私权的制度性消解,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削弱大名的私权,并通过强化奉公意识加强对武士的控制;三是对武士公私伦理的普遍性改造,借助朱子学的公私伦理构建武士的忠诚逻辑。然而,武士阶层内部的公私重层结构导致了公私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为幕府政权的动摇以及最终衰败埋下了隐患。
[摘要]“袖”舞艺术是东方舞蹈的一大特色和创造,它源于生活原型服饰文化的演变与改良。从古至今,在中韩日许多剧目或舞蹈作品中,“袖”舞艺术都会被用来表达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进而形成了独具东方舞蹈文化和艺术特色的表现形式。中韩日“袖”舞艺术虽然都是以“袖”作为舞蹈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手段呈现在剧目或舞蹈中,但是由于各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识带来的差异,使得它们的“袖”舞艺术在动作表现的方式、情感表达的内涵等方面呈现出了“异风异彩”,并体现出了共同的东方舞蹈文化的神韵与精神。
[摘要]作为世界性经典电影类型,灾难片在中韩两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艺术形态与社会价值。通过聚焦《唐山大地震》《釜山行》等中韩灾难电影的代表作,从人物塑造、叙事视角、情感表达和社会价值四个维度展开比较,可以发现:在东方文化框架下,二者既共同延续儒家伦理、佛教因果等东方文化基因,又分别借鉴好莱坞类型片的叙事范式,最终形成了灾难美学的本土化创新表达。这种跨文化比较不仅揭示了东亚灾难电影特有的文化特征,更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亚洲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提供了双重启示。
[摘要]中朝边境城市旅游既是我国与朝鲜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也对促进沿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从边境旅游发展环境支持力、现状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对10个中朝边境城市的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丹东市边境旅游综合竞争力最强,珲春市、集安市、安图县、抚松县旅游竞争力较强,图们市、龙井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和临江市旅游竞争力一般,和龙市旅游竞争力最弱。针对中朝边境各城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差异显著、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建议依托“两区”建设创造边境旅游新格局,强化边境优势,培育经济增长点,补齐短板以激发旅游发展潜力。
[摘要]图们江大通道建设与“冰上丝绸之路”深化对接,将显著提升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乃至欧洲的经贸合作水平。但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图们江出海通道一直没有贯通,这成为图们江大通道建设与“冰上丝绸之路”深化对接的最大“症结”。在当前百年变局加剧、东北亚地缘政治演化以及中俄加强合作的新背景下,图们江出海通道建设迎来新契机。通过分析二者深化对接对推动东北亚海洋经济合作的战略价值,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采取积极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创新合作方式及多边外交机制,加强政策协调及引导、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双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航道或“另辟蹊径”,加强国际合作立法、推动绿色经济合作等措施,可以促进二者深化对接,推动东北亚海洋经济的合作与发展。
[摘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新质生产力则是顺应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的有力抓手。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从本质特征出发,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中国式现代化改革成果的集大成者,拥有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等相同内涵。从互动逻辑分析,发展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演进的根本性力量;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目标导向。从实践维度谋划,调整产业结构、构筑绿色经济、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等措施,是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上跃迁的有效方式,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进程及人类文明演进新征程。
[摘要]韩国作为一个奉行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治理的国家,从原则上来讲,其立法机构必须按照宪法要求进行立法工作。1972年,韩国“维新宪法”首次将南北统一写入宪法之中,明确了韩国和平统一的政治立场,为具体法律政策提供了指引。后续的宪法修改也加入了和平统一的相关内容,并制定了诸多与统一相关的法律。然而,在此过程中,宪法的和平统一精神未能得到贯彻,诸多立法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冲突之处,从而引发了韩国宪法作为根本法在和平统一中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和平统一的相关法律是否具有合宪性的全新命题。
[摘要]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韩国所实施的平衡外交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朝鲜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所在,作为古代朝贡体制的重要影响区域,自古就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事大主义”与“反事大主义”的重要思想。在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中,发生过许多朴素的平衡外交案例。探求影响韩国当前实施平衡外交的历史渊源,对于分析和把握韩国对外政策走向、进而正确地应对中韩关系和判断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在传统东方儒家文化圈和社会语境中,“情理”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话语形式,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表达。朝鲜古代的“情理”观念既有以中国儒家传统为参照的表述,也有对本土社会事实的认知与再创造概括,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建构和表征。朝鲜朝的通俗小说家基于血缘、伦理、道德所表达的话语实践与人性体验,将“情理”从理论哲学层面回落到社会生活实践,通过文学话语表达情理冲突与调和的维度,揭示了“理”是“情”的伦理基础,“欲”是“情”的生理基础,而“情”是超越“理”“欲”之上的人格要素,并链接官方、文人、市井之间,使通俗小说成为朝鲜朝时期重要的话语工具,并在社会变革期发挥着伦理教化功用。
[摘要]韩国作家殷熙耕的长篇小说《汉城兄弟》以“喜中有悲、悲中见喜”的审美表达方式,彰显了独特的现实主义美学价值。作品中的角色形象、情节设定和语言风格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喜剧性”效果,而在人物命运与艺术精神方面又深藏着强烈的“悲剧性”意蕴。小说通过悲喜融合、美丑相衬的内在艺术张力,一方面揭露并讽刺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韩国社会的弊端和矛盾,另一方面则在幽默风格的衬托下,为一代人内心的创伤提供了精神慰藉与情感救赎。
[摘要]教材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所属学科的发展动态。以韩国比较文学教材为例,分析其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在韩国各个高校中的具体运用,然后将其与中国比较文学教材相比较,剖析韩国比较文学教材存在的问题,可以总结出韩国比较文学教材及其学科的发展路径。
[摘要]中国“东北作家群”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数量多、比重大,多为流亡者形象,其中既有正面形象,也有负面形象。深受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俄朝人物形象既是东北地区俄朝人生活图景真实客观的镜像,也是东北作家自身创作心理和审美的体现。通过对东北现代作家笔下两国人物形象的比较,探讨其异同,并深入剖析两国人物形象成因,可以再现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北人民对俄朝人物形象的认知与印象,探寻当时俄朝人的真实生活样态,这对丰富东北亚文学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特约主持人:① 主持人语:符号教育学是一门探究符号在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学科,同时它还是一个新的教育学流派,近年来在国内外学界逐渐形成。符号教育学旨在通过对符号的研究来认识教育现象、思考教育问题,以及从符号学视角描述、解释、预测和改进教育。符号教育学涉及对符号的观察、解释、心理动机和意义的探究,以及对各种指称关系中的认知和释义过程的研究。 符号教育学的深刻内涵在于:关注符号对于人类认知和思维的
[摘要]在厘清幼儿深度学习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幼儿深度学习的结构模型,可以创建深度学习的生态化情境,以朝鲜族儿童传统游戏“假面游戏”为例,通过实践研究可呈现幼儿深度学习的表现与教师支持策略。研究发现,传统游戏能够有效促进儿童在深度学习态度、深度学习行为和深度学习结果三个维度的幼儿深度学习表现。这不仅为幼儿深度学习理论提供了基础结构模型,也为传统游戏融入幼儿园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双重目标提供了实践路径。
[摘要]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备受重视,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应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兼顾创新与发展,统筹协调,增强涵育意识;精准定位,制定涵育守则;整合资源,构建涵育体系;营造氛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边疆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建设,从而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