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的“人民史诗”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创造性转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观念与新时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人民史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表现人民生活为前提,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旨归,以引领人民前行为目的。“人民史诗”要求以人民英雄为表现主体:人民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决定了“人民史诗”以人民英雄为主角,并凸显人民英雄的主体地位,这既适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弘扬了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传统,更鼓舞了文艺界接续与丰富中国现代史诗创作谱系。“人民史诗”强调以史诗笔法书写人民英雄: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书写人民英雄,在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中塑造人民英雄,在民族精神的历史谱系中表现人民英雄。
摘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城乡要素流动作为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动态配置过程,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核心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面临制度性壁垒与结构性矛盾,形成要素错配的“双重困境”。因此,要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入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构建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新型城乡关系,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摘要:总体性原则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也是我们理解共同富裕的应然分析视角。共同富裕生发于中华文明时代跨越的总体历史进程,伴生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工程,体现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路向。共同富裕采取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相结合的总体性思路,展现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牵引、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的整体性思维。把握共同富裕的实践总体性,需要践行共同富裕的实现为了人民、实践依靠人民、成果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给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巨大利益,而且也增加了它所具有的各种潜在风险的能见度。旨在防范化解这些风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已经以不同方式成为各利益攸关方的关注焦点,这需要分别从其治理理念、指导原则、政策类型、法律构架、行动者多元化和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理念总是建基于人工智能是何种人工物以及它与人类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构型的某些假设,而在技术、伦理、社会和全球等维度上设定原则是反映了这种治理的主要问题域。从实践角度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在宏观层次上必须依赖于政策类型与法律构架。为了解决人工智能治理所面临的条块化和不可互操作性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各种治理政策的协调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确立法律构架来确保治理的整体一致性。另外,考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成为一种变革性力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当是包含从个人、组织或机构、国家到全球建制等多元行动者的治理,并形成一种包括基础构架、功能模块和扩散组件在内的不同主体间多维度交叉互补的治理网络结构。
摘要: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文化深度融合,正带动人文经济的底层逻辑与运行机理的重塑,使得人文经济的发展面貌展露新变化、新特质,这表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交互和消费等多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目标有可能同谋取短暂经济效益耦合而背离人文价值,异化为具有支配和规训能力的隐性大他者,通过操控注意力、强化数字狂欢、操纵休闲节奏和制造“后真相”的认知思维,悄无声息地把人的存在形塑成为他者的影子。因此,以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价值引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成为统筹兼顾人文性和经济性的人文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促推当代人以技术创造美好生活、实现更全面发展的可能道路。
摘要:在数智化时代,人类社会从人际交流迈入人机交流时代,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故事的生产与传播受到巨大冲击。从故事生产主体来说,正经历从“人类独创”到“人机共创”的“主体分身”的转变;从故事文本形态来说,正经历从人类创作的口传文本到印刷文本,从图像文本到影视文本,进而进入到如今机器生成的多模态数智文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故事理论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从故事传播技术理论视角,探讨数智化时代故事生产的“主体分身”和“文本分型”的思维特征与技术逻辑,及其引发的“叙事焦虑”,对推动数智技术在故事生产与传播中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诗学作为讨论民间故事“文学性”的重要路径,在注重社会科学化与田野作业的民俗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下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从革命故事的搜集整理及演述的具体实践来看,围绕口头文本的书写定型及以书面文本作为“范本”的故事演述,恰恰是革命故事“回到民间”的核心所在。1949—1966年间的革命故事的搜集整理及演述样态源自人民的诗性审美、诗性智慧与诗性表达,在“讲古”传统、时代需求、民众审美等因素的影响下实现道德感召与情感交流,其中“以传统为取向”的故事文本在多模态演述中表达了全新的文化意志与文化诉求,发挥了传统的“诗教功能”。
摘要:景观叙事的故事诗学立足于景观与故事的内在逻辑关系,将景观叙事纳入“大故事”文体范畴,旨在强调景观作为故事重要的叙事形态,兼具艺术与文学双重审美特质;其蕴含丰富中国精神的诗学伦理在景观叙事编码中,穿梭于“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双重诗学语境,形成独具文艺魅力和诗学逻辑的“阻碍—跨越”型、“分工一并列”型景观叙事典型诗学结构;并以无聚焦和内聚焦的双重叙述视角进行故事重述和诗性转化,从而生产出独立于语言形态的创新性景观文本,形成落实于人民生活实践传统的景观叙述视角。景观叙事的故事诗学回归“诗的本义”,深挖景观叙事的文学审美价值和融入生活的叙事特质,将“诗”拉回至现实生活、服务现代社会,是当前进一步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实践。
摘要:从昆仑神话到昆仑信仰,反映了中国早期世界观、文化交融和社会形态的重大发展。早期治水神话、地理观念、天帝神巫、宫阙苑囿、奇珍异兽、乐舞文化等已深度融合了中土与西北地区、农耕与游牧文化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文化。昆仑处于神话系统的核心,战国以来更被称为世界中心,随着中华大地的大范围整合,更为宏大的世界观开始形成。同时,昆仑的中心地位、不死神话与东海神仙思想、南方游仙想象和新兴神仙方术深度交融。西汉中期以来,神仙信仰发展为一个以昆仑为中心,西王母、天门为关键,天界为归属的体系。随着西域的开辟,昆仑信仰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在地理观念、奇闻异事、乐舞文化甚至神祇等方面都增添了新的因素。从华夏与羌戎文化的融合,到西域乃至更遥远地区文化因素的加入,昆仑文化始终处于虚实之间,保持着包容开放的姿态,随着中华民族发展大势而丰富发展。
摘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工作,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源节约思想的赛续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勤俭节粮传统美德的积极汲取,更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现实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节粮减损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起步阶段(1949—1978)改革探索阶段(1979—2011)和系统布局阶段(2012一至今)。在这一进程中,节粮减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其经验可总结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节粮减损提供政治保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节粮减损注入不竭动力;必须大力发展粮食科技,为节粮减损提供科技支撑;必须与时俱进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为节粮减损夯实制度机制保障。
摘要:在我国“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对行贿罪的认定需要以其客观构成要件为基础展开。行贿罪的“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行贿罪的实行行为应限定于“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不包含承诺、约定给予财物的行为。在行贿人承诺、约定给付的数额和时间明确但未交付时,应以行贿罪预备予以认定,可以根据情节不认定为犯罪或免予刑事处罚,未给付的财物不宜以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当行贿人仅是模糊地口头承诺在谋取到不正当利益后给予财物但在案发时尚未交付的,不构成行贿罪。为防止行贿罪入罪出现严苛化倾向,对“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刑事政策功能主义解释应进行限缩。
摘要: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是违约损害赔偿的核心,我国司法实践对可得利益赔偿的态度相当谨慎,《合同编通则解释》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违约损害赔偿规范体系的构建。可得利益具有推测性质,尤其在涉及利润损失时,可得利益与机会利益可以看作是针对相同事物的不同表述。可得利益的证明应排除确定性标准,转而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并在证明责任内部形成损害事实与数额证明的区分模式,以降低原告的举证难度。应体系性解读可得利益的计算规则,替代交易规则具有适用优先性,且不以合同解除为前提条件,替代交易合理性判断应综合考虑交易时间、交易目的、交易形态等因素。所失利润规则具体表现为市场价格法与机会利益法,具有适用上的后位性。综合衡量规则具有适用上的补充性。不宜将违约获利交出限定为损害赔偿的补充机制,宜从解释学角度将现行规范理解为获利交出规则之一种可能适用场景,以明确获利交出规则的独立属性。
摘要:数据出资入股是数字经济业态持续发展创新的产物,契合数据要素市场资本化发展的需求,实质为数据资产出资。从公司法视角审视,数据资产出资的适格性建立在数据资产化过程中已完成的产权界定、货币计量和深度加工的基础上,且无论是《公司法》及相关登记管理制度,还是公司资产信用学说,都对数据资产的出资适格性持肯定的立场。然而,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制度、设施尚不健全的背景下,数据资产出资遭遇的评估作价难题和依法转让障碍,为公司埋下了数据合规风险与出资不实的隐患。而为回应数据出资实践的迫切需求,可积极依托《公司法》所赋予的公司自治空间,通过章程认定并公开披露出资信息、要求出资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以及向相关股东与失职董事追责的方式,将数据资产出资的风险与隐患予以有效消弭。
摘要: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复杂化的特征。社会涌现理论致力于揭示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为之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突破了传统线性因果模式的局限性,为重新审视社会现象的多层次性与动态复杂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而埃尔德-华斯则基于对涌现概念意涵的澄清,建立了一套原创、系统的社会涌现理论,将社会事实被多重因果决定的非线性过程进行了理论化。埃尔德-华斯的社会涌现理论有助于厘清在复杂性视野之下社会秩序、制度变迁以及集体行为的生成逻辑。
摘要: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但其如何克服悬浮化困境,实现持续性扎根发展仍需深入探讨。基于对典型案例的历时性分析可发现: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地方性知识体系,能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与业务范围,实现在地性发展。该过程体现为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深度嵌入——凭借专业价值确立机构自主性、通过能动性实践掌握项目话语权、依靠协同行动提升治理效能。这不仅促成了社会组织与服务场景的深度互嵌,保障了组织长期扎根本土情境的可持续发展,也为探索政社互动的新路径开辟了在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