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民族国家的认知,经过持续多年的讨论已变得清晰,但争议仍然不少,因而有必要将讨论引入到其内部机制的层面,通过深层次问题的讨论来厘清民族国家的本质。深入梳理便会发现,民族国家在人类国家形态演进中不过是取代王朝国家的一种国家类型,具有民族拥有主权的显著特征并以“民族”来命名,但这样的民族性是与国民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并由国民性来定义的。然而,民族国家的民族性与国民性的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却因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分离,并因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一族一国论”阐释而绝对化,从而导致了对民族国家的诸多误解。因此,找回国民性并将其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才能厘清民族国家的本质,进而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和阐释。
摘要:耐心资本作为资金支撑器和市场稳定器,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企业样本,来实证检验和分析耐心资本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可以发现:耐心资本能够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传导机制为提高ESG评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企业创新质量在耐心资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耐心资本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在市场势力较强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其中关系型债务对非高科技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因此,政府要出台更多鼓励长期投资的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流向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畅通传导机制,提高企业绿色转型效率;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强化正向调节效应;精准识别企业需求,通过差异化施策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摘要:隐性债务是地方财政风险的重要体现,厘清隐性债务风险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尾部传染特征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环节。利用LASSO-QVAR模型并基于分位数Granger检验识别以城投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金融市场压力之间的尾部传染特征,研究发现: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与金融市场压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尾部网络关联,后者主要发挥风险吸收的作用;债券信用评级以及区域集群规模在尾部溢出关联状态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市场情绪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在尾部风险溢出强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为代表的化债政策,显著缓解了隐性债务风险与金融市场压力之间的尾部溢出效应,且政策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效果均具有显著的风险缓释作用。因此,稳定市场预期、优化市场以及公众情绪管理是阻隔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扩散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该构建动态的隐性债务预警机制,实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及其对金融市场的潜在影响,及时识别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链条;国内经济政策应增强前瞻性与灵活性,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在利用专项债务置换、财务重组等手段的同时,还应注重金融市场的信号传递,增强债务管理的透明度。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条基于中国国情、融合了社会主义价值与现代化规律的创新道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寄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呈现出全民性、全面性与共建共享性的理论逻辑。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及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摘要: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和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围绕共同命运观、总体安全观、科学治理观、人民至上观、正确义利观、当代人权观的理念,构建完备的警务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警务法治实施体系、有力的警务法治保障体系、严密的警务法治监督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实践路径可以归结为:强化国际司法协助、加强执法发展援助、深化反腐执法合作、创新执法能力建设、营造执法法治文化、促进智慧警务合作。
摘要:近代日本“东洋学”(东方学)学者的中国国民性研究,尽管有立场与情感倾向的局限,但总体上是以历代文献典籍的分析研究为依据,而不是瞎子摸象、浮光掠影的印象性判断。其中,傲慢与偏见较少、具有一定学术思想价值的是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渡边秀方、天野利武、鸟山喜一等学者的相关著作。这些学者采用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思想史、心理学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国民性做出了分析和判断。特别是以爱好和平、尚文重礼、讲求实际、极具韧性、粘液质气质等关键词对中国国民性进行的概括,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摘要:正当性、有效性和参与性是评判制度是否具备优势的三个基本维度,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制度必然是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由此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良政善治为目标、以参与实践为依托,确保了民主的真实性、效能性和广泛性。全方位的权力架构、全覆盖的治理体系和全链条的参与格局,分别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实践环节,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最真实、最管用和最广泛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特定的制度结构彰显了其制度特质,呈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需在三大制度结构的基础上做到以法治稳民主、以改革促民主、以文化育民主,落实“三个具体地、现实地”的战略安排。
摘要:立足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可以深刻地揭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共谋与矛盾。资本的增殖本性与技术的求利性、资本与技术的“控制意志”,以及资本权力借助科学技术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共同构成了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内在契合“基因”。资本与技术的互动形成了历时性的图景:从彼此分离到相互促进,从相互促进走向彼此融合,最终形成一体化趋势。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促逼技术自功效性转向牟利性,而技术进步则成为了资本逻辑实现其目标的关键变量。资本与技术的互动内含着资本促进技术进步与阻碍技术进步的矛盾、资本依赖技术主体与排斥技术主体的矛盾、资本利用技术与技术终结资本的矛盾。资本与技术的矛盾运动预示着技术摆脱资本逻辑宰制的现实方略,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契机。
摘要: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积极动力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系统的表达。齐泽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照中,在内容方面,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逻辑框架和话语模式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绝对主体解读为拉康意义上现实存在的“非一全”主体;在形式方面,以视差之见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重构为非同一性的体系,进而从结构性的自我对抗的本体论出发揭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同一性秩序的不可能性,挖掘社会现实变革之潜能。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全新探索和有益补充。然而,由于齐泽克疏远了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历史根基——生产劳动,因此无法指明现实解放的未来道路。他只有沉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维度中,才能有效地破除“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幻象。
摘要: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公民的道德行为总是由某些现实动因激发而生成的,这其中,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价值动因;个人的道德抉择能力是主体动因;实际生活的道德冲突是情境动因。与此相联系,公民道德行为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三个梯次的模式,即基于情感体验的道德行为;基于理智审慎的道德行为;基于内在信念的道德行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美好生活必然包括美好的道德生活,美好的道德生活又以公民向上向善的道德行为为重要表征之一。正因如此,新时代的美好道德生活有赖于促发公民道德行为动因和发展模式的互动共振,通过有效沟通符号、意义和生活三个世界;遵循公民的心理特点、生活经验与社会道德规范三种依据;掌握伦理知识、日常生活和道德教育三重逻辑,引领公民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摘要:运用数字人文的批评方法勾勒出1922—1929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发轫期的演进轨迹,并对这一时期的批评文献进行量化统计与探析后发现,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批评文献的数量呈起始缓慢匀速,后期迅猛突进的增长态势,其批评话语亦具有两种样态:批评注重文学本体和呈现出理性而自觉的批评意识。同时,批评话语呈现出三种新质:批评家构建了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标准的科学的批评尺度;立场重于艺术的左翼批评范式现出端倪并形成初步的政治批评场域;社会历史批评初现雏形。就单个文本而言,《蚀》的批评最为突出,呈现出两种既定视野与三种倾向。两种既定视野是:文本表征时代性的价值和“时代女性”的视野得到批评者的认同与定向。三种倾向是:文本的批评无法脱离政治话语的樊篱;批评呈现出非功利性批评的话语空间;在批评中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倡导,反映出左翼文学批评以阶级观念为先的批评趋向。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老人形象“多数”是负面的,即作为封建家长专制扼杀人性的代表,其塑造与研究具有观念化特征。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对封建专制批判、青春崇拜、倡导西方个性启蒙与人性解放有关。不过,中国现代作家还塑造了另一类老人形象,这在林语堂、废名、沈从文、萧红等人笔下多有体现。此类老人具有中国传统美德,随时代之变呈现代品质,这是长期被专制异化家长形象遮蔽的重要存在。此类作家多为传统型的,也有学贯中西的,还有重文化反思的。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老人形象塑造的科学研究,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深化对作家作品的认知,改变思想观念,重获文化价值的选择认同;对于应对老龄化、完善家庭教育、确立中国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吐蕃是唐代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族群之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推动力。早期吐蕃通过与周边族群不断聚合联动,初步形成了以青藏高原和河湟谷地为中心的吐蕃族群共同体;其后吐蕃继续外扩构建起联通帕米尔高原、西域绿洲以及天山走廊草原游牧族群的关系网络,成为西域多元族群交往的加速器与黏合剂,促进了西域多元族群更深层次的交融,扩展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内涵与外延。“安史之乱”后,吐蕃成为聚合河西、陇右、西域族群的主要力量,其与西北边疆多族群间的联系和融合,促进了以青藏高原为依托吐蕃族群共同体的形成,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近代在华的外资银行中,汇丰将总行设在香港,极力发挥上海、伦敦等分行核心机构的功能,构建了国际化的完备金融网络。汇丰银行利用买办、钱庄等中国本地的人力和金融资源,控制着中国内汇市场。汇丰银行熟悉中国市场实况,适应中国与外国金银本位制的不同,为了规避汇率波动风险,采取稳健营业政策和设立公积金制度等,实力不断壮大,控制着中国外汇市场。汇丰银行注重在中国和外国两个市场吸纳存款,互相调拨,支撑起庞大的放款业务。与其他外资银行相比,汇丰银行凭借着这种国际化与中国本地化融合的优势策略,在长江流域与国际市场之间,由最初的支付中介人发展成为金融垄断者,在近代不平等的中外贸易体系之下,为外国资本对华经济侵略提供贸易融资、汇兑结算等金融服务,获得高额利润,成为在华实力最强的帝国主义外资银行。
摘要:“非此即彼”地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定性为“行政许可”或“行政协议”的“公法主导论”,不仅不符合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阶段化特征,也难以识别和规制政府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的权力滥用行为。基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和“授权与运营相继”的特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可形成“授权决定作出”与“运营协议签订履行”的“双阶构造”。授权决定作出阶段,授权主体与运营主体形成行政许可关系,受行政法调整。运营协议签订履行阶段,可依据运营目的是公益性还是营利性将授权运营协议区分为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并分别受行政法和民法调整。这种纵向分阶调整与横向类型适配的制度构造,既可防范行政权力在准入阶段的恣意行使,又能激活市场机制在运营阶段的要素配置功能,最终形成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公法私法协同治理格局。
摘要:将算法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在产业实践中备受青睐,在立法、司法上也得到确认。然而,算法所具有的复杂性、数据依赖性和低透明性等特点,为权利人利用商业秘密保护机制谋取不当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潜在威胁。适当控制算法商业秘密的保护水平,有利于为算法研发环节的创新留足空间,为算法应用环节的监管提高透明度。算法背景下,商业秘密制度的内部平衡机制面临倾斜困境:商业秘密构成维度,缺乏适应于算法的“价值性”判断标准;保密义务来源维度,保密义务的范围缺乏有效约束;不法行为认定维度,“改进使用行为”范围模糊;合法来源抗辩维度,反向工程的限制力被削弱。为化解算法商业秘密保护有余而限制不足的局面,应重视并明确“价值性”认定标准,适当约束保密义务范围,审慎认定“改进使用行为”,原则上否认“禁止反向工程条款”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