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专业博士培养是出版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对于推动出版强国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出版专业博士高质量培养,要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引领,坚持“体用贯通”,推动出版学“马工程”教材建设;要立足自主知识体系内在格局,充分发挥学科专业共建、数智技术赋能及跨学科融合创新的催化作用;要面向时代所需,聚焦行业发展趋势,积累融通中外的出版知识,服务社会文化建设,切实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内容摘要: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如何高质量培养国际出版人才成为当下我国出版行业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国际出版人才培养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美国家国际出版人才培养实践为我国国际出版人才培养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应培养复合型国际出版人才,构建中国特色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培养思路,营造有利于国际出版人才成长的环境。
内容摘要:课程体系在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设计的主要问题包括: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与学术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相混淆;本、硕、博的课程层级区分度不大;实践课程和行业实践的学分占比与专业博士培养目标不匹配;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分离。应推动出版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设计优化和创新。
内容摘要:传播处于当今社会变革的中央,传播学处于时代的中心位置,传播学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学科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传播是一切之本,没有传播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传播研究最美妙之处在于,一切都是传播。理论就是工具,它不是用来被膜拜的,而是拿来用的。传播即权力,最核心的权力是在传播领域产生的。
内容摘要:大众媒介与共同体之关系,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以智能媒介为基础的数字共感,打通了人与技术环境的认知壁垒,造就了分布式网络中的节点主体,由此激发社会异质交织、自由创新的活力。以智能媒介为基础的共通,并非大众媒介创造的不同个体所共享的知识体系或集体记忆,而是基于智能技术所创造的可计算环境,人与智能体协同、耦合的再个体化进程。数字共通就是“媒介之通”:呈现智能媒介与不同个体装配的生成状态及社会连接模式。
内容摘要:“分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规则,也是智能算法的底层逻辑。所谓个性化,实际上是一种以普遍性掩盖特殊性、以共性取代个性的技术策略。通过压缩信息熵、降低认知负担与提升匹配效率,算法在信息推荐、社会关系重构与数字治理等多个层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制序能力。然而,随着对既有分类标准的不断归纳与自我强化,算法逐渐呈现封闭循环、自我增殖的特征,加剧了信息茧房、算法偏见与公共性失衡等诸多社会风险。对算法正义的探讨,归根到底是对其分类逻辑的公共反思。数字化治理应超越“算法透明”的技术幻觉,将“分类”作为算法治理的核心环节,从增强机制设计的容错性、促进权力运行的公共化到提升治理手段的他律性,逐步推动分类实践从封闭的技术操作,转向可质疑、可协商、可问责的制度化过程。
内容摘要:清末书商徐敬吾早年参加中国教育会,任爱国学社庶务,在沪上贩售革命书刊、参与革命活动。1907年,徐敬吾因售卖禁书以革命党人罪名被清廷缉拿审罪,上海报刊马上关注此案,为此发表诸多社论,批评清廷罗织罪名逮捕实则与革命无关的潦倒书商。两江总督端方在对徐敬吾审讯过程中也无太多发现,遂将其释放。徐敬吾被捕一事反映了清廷当局在因应统治危机时风声鹤唳的样态,而此事后续激发的强烈舆论,则展现了上海报界善于捕捉和制造热点的特性及其同官方之间的权势角力。此后各种有关徐敬吾的书写与记录纷纷出现,这也折射出晚清上海报刊舆论在进行革命记忆塑造时的立场和偏好。
内容摘要:“华夏传播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已发展为“华夏传播研究的进路”问题。华夏传播研究的史学进路与哲学进路尤其是各自“返本开新”和“心传天下”的基本观念犹待反思:“返本开新”难以因应华夏传播研究史学进路中“古今之变”的断裂和“中西之别”的固化观念所带来的底层理论上的困扰;“心传天下”能否为华夏传播的现代转型保驾护航并成为引领传播学实现形上突围的宏大理论还有待论证。根本而言,两条进路及其观念缺少从“媒介本体论”到“传播存在论”的视域突破。传播存在论主张“传,所以在”,揭示了传播观念“存在-形上存在者-形下存在者”的三个层级。在此视域下,重建华夏传播亟须复归传播本源。新的华夏传播学应以“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之性质,采取“历史诠释”之方法,以“奠基性学术”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