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就内在逻辑而言,其理论逻辑体现为精神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契合,历史逻辑体现为民族精神传承与历史使命的延续,现实逻辑体现为时代使命与行动方略的同频共振。就价值意蕴而言,抗战精神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激励开拓进取、坚定理想信念、培育创新精神;促进民族大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增强民族认同与团结协作,构建安定祥和的社会格局;提升民族复兴的国际话语权,展现大国担当,弘扬互利共赢,提升国际舞台的中国声音。就实践路径而言,需深耕抗战精神沃土,筑牢思想支柱;践行精神伟力,推动复兴跨越;賡续精神血脉,汇聚复兴合力,从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摘要: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生存延续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指导,传承中国共产党防沙治沙的经验方法,思考回应新时代防沙治沙的严峻挑战,形成了关于防沙治沙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阐释了防沙治沙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方法,围绕坚持系统观念、践行“两山"理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弘扬“三北精神"和参与荒漠化全球治理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关于防沙治沙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价值意义,不仅指导我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重要贡献,同时还为全球荒漠化防治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先进生产力,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维度上呈现出一致性,但生产力的资本宰制使人陷入主体性危机,而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全面彰显人的主体性,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有助于夯实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拓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方式,为人的全面发展赢得了更多自由时间。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将以新型成果满足人的需要、以新型手段提升人的能力、以新型生产关系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持续赋能人的全面发展。
摘要:从提出建设“文化昌盛的新中国”、建设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到“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的源与流。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规划,为实现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与势。因此,应乘时顺势,进一步坚定方向、深化改革、站稳立场、赓续文脉并放眼世界,在明确理与路的基础上,努力实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彼此双向赋能。其中,共通性是彼此赋能的逻辑起点,协同性是长期形成的历史逻辑,吸纳性是运行过程的实践逻辑,整合性是现实需求的功能逻辑,同向性是目标指向的价值逻辑。两者遵循着“共通性—协同性一吸纳性一整合性—同向性”的基本内在逻辑。反过来,同向性是更高层级的共通性,共通性也包含着协同性、吸纳性和整合性,从而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中能够双向賦能并不断完善和发展。
摘要:中国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根基可从内涵、运行和发展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从制度内涵来看,民本文化包含民心、民意、民力、民治等观念,与中国政党制度以人民民主为价值诉求相契合;公道文化包含共有、公义、公心等观念,与中国政党制度以国家治理为根本目的相契合。从制度运行来看,和合文化蕴含万物一体、和而不同、合为一统观念,稳固中国政党制度的“一核多元”运行结构;友道文化蕴含志同道合、以友辅仁、情理相生精神,规范中国政党制度的"十六字"运行方针;中庸文化蕴含执中、时中、中正观念,启发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协商”运行方式。从制度发展来看,自省文化以“自强不息”为主导精神,保障中国政党制度的生命力永续;务实文化包含躬行、变通、致用观念,勉励中国政党制度坚守中国特色。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民本、公道、和合、友道、中庸、自省、务实文化,共同滋养中国政党制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思想理念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之源。《共产党宣言》蕴含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敢于斗争的思想理论资源:揭示无产阶级政党铸牢斗争之魂的价值依托,奠定无产阶级政党发扬斗争精神的理论基石,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斗争之能的内在缘由,指明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斗争艺术的策略和方向。《共产党宣言》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敢于斗争的逻辑理路,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内在要求、历史功能与价值旨向。深刻领会《共产党宣言》蕴含的坚持敢于斗争的思想理念,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增强斗争信念、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和善用斗争艺术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摘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迫切需要以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数字赋能机制必须牢牢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数字赋能是行政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性选择,数字赋能推动社会治理“科技革命”和“制度革命”演化融合。在社会治理数字赋能建设过程中要秉承正当程序、凝聚社会共识,构建数字赋能顶层设计、评审和监管良性机制。通过优化数字赋能项目具体建设方案与实施策略,增强技术透明度,保护人民知情权和选择权,提升治理效能,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社会治理数字赋能建设可信可控可靠。
摘要:邓小平教育理论中蕴含的人才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在中国的新发展,是科学的、富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教育理论人才观在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着力人才培养和尊师重教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新时代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数字劳动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新兴的劳动方式,其兴起为促进男女之间的性别平等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机遇方面,数字劳动的兴起带来的变化主要有:就业技能的转变与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了女性收入,增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与经济赋权;促进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与母职身份的解放;赋能网络性别平等文化的构建与传播。在挑战方面,数字劳动的兴起仍然存在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的性别鸿沟、就业质量与职业发展的性别差异、情感剥削与性别歧视的隐性暴力、工作与家庭边界的混淆和模糊等问题。为促进数字劳动中的性别平等,在政策法规层面,要制定反性别歧视法律法规并推动家庭友好型政策的实施;在女性主体层面,要提升数字技能与素养,增强自我权益维护意识;在企业平台层面,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构建性别平等的企业文化;在技术发展层面,要进行性别包容的技术设计,推动技术教育的普及。
摘要:人工智能生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治理术,推动了日常生活文化图景的变革。在日益智能化的情境中,人工智能发挥了重组社会的功能,推进了文化生态、时间结构及生存方式的转换,以功能可见性的方式重构了文化生产、传播及消费的流程。智能媒介与人在深度互构的过程中,建构了人机进化的文化交互、观念共生的文化认知及媒介转换的文化惯习的实践图景,进而形塑了一种智能化的文化生活方式。在文化图景结构化再生产的过程中,由于在文化圈层与文化区隔、文化秩序与文化活力、文化编码与文化解码等之间存在张力,进而导致了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文化图景变革潜在的风险。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对文化变革的负面效应,规避“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潜在风险,是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文化治理需要重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