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中的农民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联。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推动了国共双方对农民的认识和重视,决定了国共合作后农民运动的逐渐开展;在实践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进行,促成了北伐和农民运动的相得益彰;在内容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由组织农会发展为土地革命,使得农民问题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导向性作用,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摘要】辛亥革命后的陕甘地区,军阀混战、赋税叠加、旱灾频现,导致农民自为暴动日渐勃兴,民团、土匪、秘密社会等地方军事化系统崛起。中共陕西省委甫一成立,便已关注到这些武装。“暴动”与“兵运”实践受挫后,经历“士绅政党化”的刘志丹利用地方士绅与中共党员的双重身份,通过收编民团和农民武装方式,自主组建南梁游击队,陕北高朗亭则通过“农民武装化”方式组建延川游击队。陕甘红军的形成是地方精英长期努力经营结果,因此队伍早期个人色彩较重,从而使得中共陕西省委与陕北特委希冀通过整改方式,使其不断“正规化”“红军化”。
【摘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触及日本在华利益,引发日本军政界对中国革命态势的重新研判。在日本政府主导下,日本主流报刊依托“防苏反共”战略框架构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体系,在意识形态维度聚焦土地革命及中共与农民的深层互动,在地缘博弈层面剖析红色政权和南京政府的较量,并在军事情报维度分析红军的组织特征与战略战术。此类报道虽部分折射中国革命实态,但本质上与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逻辑相耦合,在诸多方面存在误读与负面宣传,需进一步辨正与评析。
【摘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停用法币后,因进口贸易的需要导致外汇(法币)的巨大缺额,由此产生的黑市交易严重影响金融秩序,阻碍进出口贸易。创建货币交换所是一种必然手段,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多次提议并积极推动。在延安试办并率先正式成立货币交换所后,边区陆续创办了不同类型和作用的货币交换所,其中以银行主办的数量最多且最为重要。同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货币交换的制度和流程,并摸清和掌握了当时货币流通的变化规律。边区货币交换所在加强外汇管理、改善边币流通环境和便利进出口贸易等方面都卓有成效。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普遍开展劳动互助,太行区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在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后农村劳动力、畜力、农具匮乏以及1944—1945年大生产运动高潮阶段“组织起来”存在偏差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太行区各级政府通过采取建立生产发包制、加强思想启发、注重典型引领以及优化调查与检查等举措,使劳动互助由传统走向革命,由混乱走向制度化。太行区制度化的劳动互助不仅呈现出多元的组织形式,而且注重革新技术以及不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因此,它既助益于农村经济建设,又大力支援了战争与革命。
【摘要】生产救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灾区的中心工作。生产救灾的实际运作面临如下五种张力:政治合法性与治理能力的张力、国家意志的内在张力、国家意志与乡村社会的张力、干部群体的内在张力、常规运行机制与运动治理机制的制度张力。这五种张力在生产救灾实际运作中呈现层层递进、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中国共产党采取生产救灾的救灾方式,本是弥合这些张力的理想化方案,实际运作又必须处理这些张力。产生这些张力的根源是赶超型现代化的执政诉求与传统落后的现实基础之间的矛盾。
【摘要】《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肩负着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的政治使命。抗美援朝时期,为提升国内民众的国家认同,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消解美国对中国的“他塑”负面形象,中共以《人民日报》为宣传阵地,以“和平”“民主”等政治话语为核心,诠释了“侵略”“独裁”“外强中干”的美帝国主义形象和“和平正义”“独立自主”“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国家形象。在“他者”与“我者”的互动中规正了民众政治认知、形塑了民众政治态度、激发了民众爱国情感,从而构筑起民众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摘要】理论教员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干部、引领群众的重要力量。培养一支合格、专业的理论教员队伍是提升全党理论水平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党员干部理论水平低下的现实凸显了加快建设理论教员队伍的重要性。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渐次培养理论教员。具体举措包括:把好教员的选拔关口,吸收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党员干部;开设不同层次培训班,提升教员的理论素养;健全配套体制机制,保障理论教员的编制待遇。到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已逐步培养出了一支德才兼备、理论扎实的教员队伍。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理论教员队伍通过开设课程、集中宣讲等方式,极大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增强了全党的理论素养,推动了中心工作的落实。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天花的流行与肆虐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恢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天花疾疫,系统开展防治工作。各级卫生部门抓好宣传动员,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开展种痘运动,全面推行预防接种;实施卫生检疫,防止天花蔓延,较快地消灭了天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群众的广泛动员及“预防为主”的防治方针成为消灭天花的基本经验。整个防治过程,虽个别地区存在假报疫情、草率种痘、复种漏种等瑕疵,但中共中央应对天花总体方略得当,不仅增强了民众的政治认同,也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积蓄了力量。
【摘要】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创造,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从1983年首卷出版到1994年增补再版与重新编号,《邓小平文选》全三卷本的问世历经十余年,最终形成了涵盖邓小平各个时期重要思想与理论的完整文集。无论是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还是在翻译传播过程中,《邓小平文选》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从历史视角审视,《邓小平文选》的出版传播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代表作之一。
【摘要】为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加强海疆安全,广东沿海渔区工作成为华南新解放区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积极推动沿海渔区基层政权建设,渔民协会(以下简称“渔协”)作为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应势而生。渔协主要在协助政府管理渔业渔民各项事务、协调渔业生产关系、开展宣传教育等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为保障渔协组织运作有力,新政权从组织体制和社会运动两个方面对其加以整顿。渔协的设立及其成功发动渔民群体参与新政权各项建设事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广东沿海渔区的执政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