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视觉中心主义是欧洲哲学和科学传统的基础,这个被称为“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在文艺复兴之后更获巩固,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视觉对象性-暴力性姿态,另一方面在达·芬奇的视觉理论(焦点透视法) 中得到表达。但与达·芬奇所谓的“眼是心灵之窗”相对,19世纪的瓦格纳却直言“声音是心的器官”。图像与声音到底是何种关系?我们在此首先讨论视觉中心主义的身体基础与文化起源;其次探讨瓦格纳的“心声”观,着眼点在于其中蕴含的眼-耳、图像-声音关系的倒转;进而从当代哲学家巴迪欧对瓦格纳的阐释出发,揭示在20世纪完成的音乐/声音艺术的逆袭,并提出与博伊斯当代艺术概念相应的“扩展的音乐概念”;最后试图探讨和“瓦格纳与声音艺术”主题相关的若干艺术哲学问题。
摘要:罗蒂对海德格尔的解读虽屡遭质疑,却并非肤浅的误读。罗蒂在后尼采主义的语境中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论展开深入对话,以此丰富了实用主义的理论语汇,并勾勒出新的诗学方案:首先,着眼于隐喻的听觉性,审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之音”的论说,以“此在的诗学”重构“我们”与传统的对话关系;其次,着眼于历史的叙事性,审视海德格尔的“独语诗学”,以彻底的反讽主义重构东西方对话的可能性;最后,着眼于社会的偶然性,重申私人创造与公共生活的界限,将诗与思的辩证从哲学带向小说式的对话空间。
摘要:以审美介入作为“霍耐特-朗西埃”论争的阐释视角,可以在批判理论聚焦日常生活的转向中,思考当代审美介入的实践有效性和作用机制。霍耐特质疑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是“例外状态”,但朗西埃实则为美育和审美国家的关系这一难题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将审美批判的激进性和日常生活的介入相结合。朗西埃质疑霍耐特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不平等问题,这源于后者搁置了美学及其关联的历史视野和伦理向度,导致缺乏对社会制度的自然正当性的反思,朗西埃由此重申审美介入的必要性。在批判理论转向共同体构建的趋势中,朗西埃以重组语言符号的方式,通过诗学文本重构历史,促成以歧义性语言的对话为基础的异托邦生成,这是当代审美介入的新范式。
摘要:杨万里的观看方式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由此带来了独特的风景书写。这在他的旅途诗歌中有着最为鲜明的体现。对视觉审美体验的生动展示,是杨万里旅途诗歌的重要特色。杨万里特别喜爱观看变动不居的风景,其观看行为的持续展开多以焦点透视和动态捕捉为基础。在风景书写中,杨万里关注景物之间的关系与画面的渐次展开,通过设计叙述的角度、控制叙述的节奏,成功将视觉素材转化为诗歌语言,再现其观看体验。杨万里独特观看方式的形成,得益于时代环境的塑造,更植根于个人的诗学思想。对观看方式与文学书写之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深入古代文学的内部肌理、揭秘作家个性的生成机制。
摘要:祠禄官制对南宋行旅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现象尚未被学界措意。祠官在归乡退居期间撰写了繁多的行旅诗文和笔记,周必大的行记就是典型代表。由于祠官身份,周必大有着自由、自主的行旅路线选择权,这让其行记中的风景书写较之其他文人行记更为充分,“文化取景框”更具个性。周必大前后两次不同的奉祠心境,使其在《归庐陵日记》中呈现为一个健游者形象,而在《南归录》中却更倾向于一个抱愁者形象。与周必大同时的吕祖谦,也以祠官身份创作了多部行记,并以“卧游”的方式扩展了奉祠行旅的精神世界,同样佐证了南宋士大夫的奉祠生涯对行记多向度书写的深刻影响。
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较频繁地使用“东方性”概念。沈从文衡量文学思潮和文学价值的高下时,尤其看重趣味,并强调要继承传统。他认为继承传统并非模仿技巧、沿袭方法,而是要着眼于“艺术空气”的创造与接受。在审美思想上,沈从文高度赞赏中国民间物质文化的精髓,希望中国艺术运用历史上积累的民族智慧走岀具有国际意义的新路。沈从文使用“东方性”这一概念,其意义不仅是为中国现代新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找到一个新鲜、别致的角度,更是在中国本位的立场上,为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世界意义走出一条“光辉眩目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