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翻花绳游戏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脉、技艺共性、地方生活传统及其社会功能。翻花绳根植于中华先祖的生产生活实践,在历史演进中成为代际传递与情感联结的载体;翻花绳的共享技术语言与协同交往仪式,构成跨文化游戏共同体基础;翻花绳的地方性称谓、技法与象征意义,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活。翻花绳通过“你翻我来接,我翻你来变”的互动机制,将游戏规则内化为身体惯习,在竞争与协作的辩证中催化情感认同与秩序感。翻花绳游戏编织一条连接个体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力量。
摘 要:媒介形态的变化影响了传统童谣的代际相传机制、民俗应用场景与地方性知识体系,童谣由此逐渐从原生文化语境中脱嵌。而数字技术的介入则为其再嵌入提供了新的可能。存档激活、认同激活与传习激活三条实践路径相互衔接,共同构成口头传统在数字语境中实现文化再生产的完整过程。脱嵌与再嵌入的动态调适表明,媒介化时代童谣传承的关键在于以数字技术为媒介,重建方言特色、民俗情境与地方记忆的当代连接。
摘 要:黔东南苗族服饰作为承载共同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形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载体。本研究聚焦黔东南苗族服饰文化,运用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方法,探讨其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理、现实基础与实践进路。研究发现,苗族服饰通过文化符号建构、价值观引领、民族交往实践三个维度,强化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其现实基础根植于共同的历史记忆、起源神话的多元一体叙事,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在实践进路上,需加强非遗服饰文化的系统性保护传承、推动服饰文化事业与产业建设,并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路径。
摘 要:外来物种入侵是造成生物多样性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地方嵌套”则是外来物种入侵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物种“全球—地方嵌套”的概念衍生于罗伯森“全球在地化”理论,并受到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学说的启示,意指某个发端于特定区域的物种经由人为有意或无意地移植和推广,在新生境中形成规模化的种群数量,并在迁入地发展出以其为核心的新产业链,参与更加广阔的市场,最终促使人们完成生计方式调整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洱海是我国西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高原湖泊,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外来鱼种频繁进入,其鱼类种群结构几度转变,沿岸渔民的渔获活动和洱海的流域环境也被深度裹挟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共同体。洱海外来鱼种“全球—地方嵌套”的过程证明,加强生物安全管理,不仅要关注物种的生态表征,还要关注其在经济和文化维度的社会表征,要把单一的自然物纳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中,进行全面综合治理。
摘 要:汶川震后,国家主导的重建过程中生成的“汶川经验”是国家力量与本土韧性交融的独特产物。灾害在个体生命中留下了独特的社会记忆,对灾害的应对衍生出相应群体的行动逻辑。汶川震后,学生群体大致分化为“灾后幸存儿”“灾后新生儿”“祭代新生儿”三类,相应群体的行为取向也发生转变,表现为“报恩式学习”。报恩式学习,是国家对口援建、异地安置等政策的施行,作用于学生群体,使其产生感恩情动,进而将外部援助内化为“以学报恩”的实际行动,重塑震后地区教育生态韧性的重要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学生群体反哺国家与社会“恩情”的道德化生存逻辑。研究发现,有效的应急管理与灾后经验的生成,必须超越设施与制度层面,深入理解并回应这些社会记忆及其引发的文化现象和行为机制。
摘 要:中国柞蚕产业在山东与贵州两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山东自南北朝时期即形成规模化放养模式,而贵州虽有柞树与野蚕分布,却在清代以前长期未能形成产业。基于历史文献梳理与生态条件比较分析,发现制约贵州柞蚕产业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柞树发芽生长节律与柞蚕幼龄期发育节律之间的错位。贵州雨热同期的气候条件导致柞树嫩芽在三五日内迅速纤维化,而柞蚕蚁蚕因行动能力弱、口器发育不足无法取食老叶,自然状态下成活率不足1%。山东半湿润气候条件下柞树发芽后因水分限制生长缓慢,嫩芽期可持续十日以上,与柞蚕脆弱期自然重合,成活率可达30%左右。清代遵义地区融合山东腹卵控时孵化技术与本土重修剪控梢技术,实现了两种生长节律的人工同步,成活率提升至30%以上,产业规模反超苏杭。这一发现揭示了柞蚕产业跨区域发展的生态约束机制及地方性知识的修复路径。
摘 要:通过呈现滇西南耿马地区近代“召/色”信仰体系和南传佛教“念大经”耦合的宗教实践,探讨清末至近代耿马土司辖区内“勐域经济体”如何形成。历史上,地处西南边疆的耿马地区,不同生计方式和人群组织方式的社区拥有不同的宗教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耿马土司基于现实因素,在耿马城内开始举办“祭勐神”和“念大经”耦合的信仰仪式,使其成为不同生计模式下人群所能共同参与的一种仪式活动。该活动在文化上表现为共通的心理结构——对“召色”的崇拜和佛教信仰,在经济上则表现为物资的流动和互惠;地方的能动者们以“寨神”“勐神”的传统确认社群内部结构的同时,又创造性地依靠“念大经”等仪式实践强化着与新成员的关联,进一步稳定和扩大社群的边界。由此,近代西南边疆的社会整合表现为基于当地复杂历史情境而在宗教仪式中呈现的互惠与整合的多重面相。
摘 要:滇缅边境土司的祖源叙事中,内地起源与本土起源并存,相对应的是攀附华夏与附会本土历史。受不同文化传统影响,土司采用了汉、傣文两套书写系统,强调的重点与叙事风格不同。但攀附华夏是主流,成为历史叙事的“典范”,本土文化则被融入其中。然而他们的攀附对象、动机不同,祖源宣称也有场景性、灵活性,这是边境土司采用的文化策略。不同的历史叙事是社会场景的投射,反映了土司之间的资源与权力竞争。在国家制度和本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土司祖源叙事与历史书写,不仅将多元文化相融合,更是在表达一种国家认同。
摘 要:在明清王朝土司制度的治理框架下,车里土司辖域保留了傣族传统等级化的土地制度,并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土司经济征管体系——负担体系。广泛搜集利用汉、傣文献资料和民族调查材料,从征派内容、征派单位入手分析车里土司的负担体系。通过将车里土司负担体系和明清府州县赋役制度展开横向比较,认为尽管征派内容纷繁复杂,但负担的征纳客体核心是人,其本质是役。征派内容会因事而定,征派单位会因时而调整,整体负担体系呈现灵活波动性特征。虽与州县赋役侧重土地派征、定额化的演变趋势不同,但二者共同体现了传统王朝时期地方财政的多样性特征。
摘 要:“新民”原本是一个儒家经典中的概念,意即使民更新,教民向善。广东岭西是多族群以及众多流动人口的聚居地,明正统以降,围绕土地资源的竞争,岭西“瑶”“浪”与官方治理下的“良民”发生了矛盾乃至武装冲突,岭西由此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时期。官方力图用招抚解决问题,制造出“新民”概念,意即官方眼中过去为“贼”但改过自新不再为非的人群。随着朝廷通过大征解决岭西问题,“新民”概念随之被弃用。“新民”这一概念在岭西的出现、使用以及被放弃,深刻反映了明代国家岭西地区治理策略在招抚与征剿之间反复的国家整合过程。
摘 要:乡村产业振兴固然离不开科技、品牌、市场主体、组织模式等经济因素的支撑,同时也需要人际互动、治理逻辑、文化认同等非经济因素的涵育,且非经济因素能够通过全面嵌入和持久影响经济活动而释放多重经济价值。分析助推蒙自蓝莓产业振兴的非经济因素,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人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的经济,是需要道德、情感、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支撑的经济。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密切互动表明,今日中国乡村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文化高度融合的系统,只有在整体观和系统思维视阈下充分激活非经济因素的经济价值,方能真正促进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导向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乡村现代化。
摘 要:边境幸福村建设是推动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并非政策目标的简单叠加,而是政府、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在边疆场域中协商、调适的过程。基于云南边境地区实地调研发现,地方政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推动政策落实;边境村民则依托地缘优势、跨境交往经验和民族文化资源,在生计发展与村寨治理中主动转化政策资源。研究表明,边境幸福村建设通过政策资源与地方实践的互动,将协同振兴转化为村民参与生计重组、公共治理与文化延续的具体过程,呈现出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耦合的边疆治理逻辑。
摘 要:在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文化中,套马杆在连接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承载着独特的物质思维与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套马杆不仅是管理家畜的基本工具,还是草原马匹捕捉、驯化等核心游牧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器物,更是游牧民族力量与勇气的象征。本研究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与牧民的访谈,探讨了套马杆的使用方式、命名体系与制作工艺,旨在揭示游牧生活中所蕴含的传统物质文化内涵。研究发现,绳结技术是套马杆制作的核心技术,甚至可以说以绳结为代表的连接技术为游牧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由此,套马杆研究为重新理解内蒙古地区游牧物质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摘 要:近年来,伴随国家对边境地区的合法化治理,中越跨境婚姻呈现出从对事实婚姻的被动默认到合法化治理的转变。但要办理合法的婚姻证明,须经历从外籍配偶获取合法入境身份,到原籍国办理未婚证明等较为复杂的跨境申请审批流程,跨境婚姻夫妻很难独立完成。因此,边境地区开始出现在地的跨境婚姻登记中介,利用跨境婚姻治理的合法化趋势,向新组建的家庭提供跨境办理手续的服务,并从中收取中介费。相对于跨境婚姻家庭的收入,中介收取的费用较高,且存在“中介灰变”的可能。跨境婚姻的合法化治理是必然趋势,但未来须将婚姻治理的合法化与其家庭的生计发展需求相结合,着重改善跨境婚姻移民的社会权利与劳动保障,并加强对中介的监管,促进边境社会的经济繁荣与长治久安。
摘 要:在数字技术重塑全球移民格局的背景下,本研究考察巴西华人精英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构建媒介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并将这一群体概括为“政治游民”。研究指出,华人精英在东道国正式选举渠道缺位的表象之下,借助数字媒介嫁接巴西地方庇护主义传统,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双边政治”参与形态。他们通过“杠杆化”“仪式化”“中介化”三种模式,将文化仪式转译为象征资本,借助合影政治与跨境社交网络维持双重政治在场。这种基于“关系性定居”的逻辑,使流动成为稳定的条件而非其对立面,其稳定性有赖于经济资本、侨社权力等级与政治行动者的互惠配合,但合法性主要来自华人社群内部认可,更接近一种内循环的可见性共同体而非跨文化公共性。这一现象标志着全球南方移民社会权力运作正从制度层级转向传播层面的象征性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