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AI(人工智能)与平台算法的深度介入下,AI阅读工具作为中介阅读活动的技术系统,参与并重组了新的阅读内容、阅读形式及阅读体验,形成了中介化阅读的技术实践与阅读形态。智能阅读场景下的“AI伴读”呈现出提要式阅读、多模态阅读、加速化阅读的形式,并分别指向内容压缩与形式缺位、文本后撤与感官转向、泛读兴起与精读式微的三重特征。理解AI阅读工具的生成逻辑,进一步解读杂合式生成、镜像式生成、概率式生成中介下的阅读内容再造,有助于探究这种技术生成导向的阅读偏食及其认知风险。面对AI介入下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引入横向阅读、应用反思型提问策略、培养人机共读的元能力等路径,引导大众回归阅读本体,回归深度阅读。
【摘要】社会化阅读的社交属性能够有效复位数字时代阅读的深度与广度。文章将研究视角从封闭式的私人阅读转向公开的社会阅读,揭露由于客观历史环境、主观心理环境的双重转变所造成的深度阅读“理想”与“现实”之鸿沟。从用户中心的视角出发,文章将阅读痕迹的生产过程看作个体动态互动下的结果:以交流为起点,在理性思辨与感性抒发的交替中表明主观意志;以接受为终点,在寻求自我与他者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为参与的延续提供可能。最后,基于社交“留痕”的独特优势,以阅读参与理论为基本框架,提出应从认知层面秉持态度自觉与观念自洽、情感层面采取痛感补救与情绪补位、行为层面践行价值重塑与权力重置,为数字时代重新考察深度阅读的重要性,以及在现实困境中重新恢复深度阅读的失衡状态,提供新的理论解读与实操进路。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提升学术出版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出版伦理秩序构成了系统性冲击。文章立足于“出版伦理韧性”这一核心概念,引入动态契约治理理论,构建“技术—制度一文化”三维协同治理框架,系统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学术出版伦理体系的适应性调适路径。通过剖析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机理与多重影响,文章聚焦研究者、出版机构、技术开发者与监管者等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结合典型案例验证动态契约治理的实践效能。研究表明,上述框架不仅能够增强学术出版系统在技术冲击下缓冲与恢复的能力,还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区块链存证与多中心协商等机制实现治理规则的动态优化。
【摘要】我国图书价格制度经历了从统一定价到市场定价的演变,当前呈现“市场导向型”的定价特征。中国图书价格机制在平台资本主义的他律中面临系统性失序,体现为出版社、数字平台、读者的三方博弈,产生了诸多问题:价格形成机制异化,平台获取定价主导权,出版社陷入囚徒困境;价格运行机制失序,平台流量垄断和读者的有限理性消费导致市场失序;价格调节机制缺位,行业自律能力有待提高,政策工具也需要适时更新。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建立合理有效的图书价格机制:生态重塑方面,出版社应建立自营联盟,培育健康消费文化,强化行业协会功能,构建多方参与的价格听证机制,从而形成既遵循市场经济原理、又恪守文化价值规范的图书价格机制;技术赋能方面,开发全国图书价格监测与预警平台,突出数字平台的文化价值导向;立法保障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增设图书行业豁免条款,配套出台《图书价格管理条例》,建立跨部门执法协调机制。
【摘要】当前个体与机构对数字平台控制的自主应对行为得到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尚未清晰阐释机构之间应对平台控制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应对行为给市场结构与平台权力带来的影响。文章以少儿出版机构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资料分析,将平台市场视作行动者资本获取与权力争夺的经济场域,并参照学界对组织机构战略性应对规则控制的分类,归纳出平台控制少儿出版机构的表现及这些机构应对平台控制的策略。研究表明,平台通过资本获取一规则制定一权力再生产的逻辑获得市场控制权。而机构则通过三类策略应对平台控制:一是生产、营销、技术与组织结构的优化;二是集体与个体操纵平台规则;三是通过自主或合作的方式,回避平台所控制的销售市场。相关策略不仅体现在少儿出版领域,也体现在产业整体实践中。文章指出,经济资本占有量的差异会影响机构策略实施的效果、系统性和主动性,这或将加剧出版产业的两极分化趋势。研究揭示了平台场域内行动者以资本获取为目的的权力争夺策略实践,以及平台规则加剧行动者间经济资本分层的倾向。
【摘要】“网红”作为一种经由网络得以传播的现象远早于其作为特定名词而存在,在过去十年,“网红”以专有词的形式逐渐成为习惯用语。文章采取网络文本分析法,提炼与“网红”这个词相关的高频关键词,回溯了该词的形成及其流变历程,发现其以名词形式诞生、流行,并呈现出从名词到修辞格再到位格的词性变化以及复杂的修辞情感,反映了推动“网红”词性生成的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自发的网络审“美”文化、从符号资本转向审美资本的网络经济形态与具有社会审美导向作用的主流话语;更反映出“网红”一词作为隐喻对社会现实与社会关系的生产性再现。“网红”一词具有连接媒介、社会与人生命状态的纽带作用,这使其作为“词”本身生命力的体现与数智时代同频共振。这显示出网络热词的生成过程与社会变迁相辅相成,共同形构出人们虚实交织的社会生活。
【摘要】在新技术环境下,受众的内容消费行为具备了更明显的跨平台特征。文章以跨平台新闻消费为切入点,阐释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受众跨平台新闻消费的实践特征与形成逻辑,并据此重新审视受众主动性的理论命题。研究发现,受众的跨平台新闻消费呈现出组合、融合的特征,展现了受众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立统一,受众既是技术的使用者,又被技术形塑。具体而言,内容逻辑与情感逻辑驱动着用户进行主动的跨平台新闻消费,而由牵引机制与惯习机制带来的跨平台新闻消费实践,则反映出新闻信息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此时受众的新闻消费是无意识的,具有“被动消费”的特性。
【摘要】正如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的认识论截然不同,“人工”与“智能”的隐喻亦产生全新的认识论,呈现数字文化所包含的不同的人机关系。从“人工”与“智能”的概念出发,文章尝试梳理传播与媒介领域人机关系的三种言说范式:功能主义、中介传播、系统交流。前两种范式在“人工”隐喻下或强调人工智能(AI)技术的工具属性,或延续物质性媒介的视角将其视为一种新技术中介。作为人工智能认识论的系统交流范式,从“智能”隐喻出发,指出人机交互中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及其“异类智能”的交流者主体位置,人机关系由此转变为异智系统的交流问题。这种“异智系统”的交流过程,既刷新了人的主体性和经验层次,也促进了新社会系统的形成。此种人工智能社会性给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新社会与新互动带来挑战。
【摘要】数智技术的出现与加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媒介物质性成为理解人与技术关系的关键棱镜。文章聚焦四种经典媒介理论所蕴含的物质性思想,从媒介本体、媒介演进特点与技术观念等维度对其进行横向比较,揭示四种差异化的人技关系认知: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的“共栖型”协同发展,媒介技术哲学语境中的“博弈型”递归重塑,媒介学视域下技术的“互动型”辩证调和以及媒介化理论所阐释的“互构型”动态协商。四种媒介理论共同指出,媒介技术并非中立工具,其物质性基底通过感知塑造、权力博弈、文化互动与制度形塑等,介入人类认知模式、社会关系与文化形态。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虚拟现实技术深度嵌入人类感知方式、思维路径与行动逻辑。这要求我们在技术自主性与人类主体性之间持续对话,以人文张力锚定人的价值坐标,从更深层面推动文明演进,最终实现技术赋能下的文明跃升。
【摘要】技术主义者借助技术原理区分拼贴机与风格模拟机两种机器创作方式,并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归类为风格模拟机,其生成内容属于风格相似而不侵犯著作权。拼贴机/风格模拟机二分法的有效性存疑,从技术上区分拼贴机和风格模拟机是一个伪命题,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挪用的“风格”也可能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具体表达。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复制原作品的事实存在争议时,应允许事实认定者依据接触证据以及作品之间的实质性相似性来推断复制事实。“接触 + 实质性相似”以及类型化的过错认定蕴含了法律的规范评价,遵循了技术中立原则,维护了法律秩序的统一。回归法律评价,一是需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接触 + 实质性相似”著作权侵权判断标准的具体适用,二是肯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三是设计缺陷型输出/理想型输出的类型化过错认定标准。
【摘要】自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世界读书日”以来,全球各地纷纷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倡导全民阅读。英国是最早提出“阅读年”概念的国家,政府与民间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服务全民阅读,旨在打造一个“举国都是读书人的国度”。而世界图书日公司就是与英国政府建立伙伴关系的机构之一,它通过发放图书消费券等活动,促进全民阅读,形成了良好的管理规范,带来了不错的实际成效。本文在推动全民阅读的背景之下,审视英国图书消费券模式的基本性质、运行方式与功能效果,以期为我国的全民阅读工作提供若干借鉴。
【摘要】随着AI(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AI陪伴产业兴起,成为重塑当代人类亲密关系的重要场域。文章以“情感外包”与“算法共情”为核心概念,探讨AI陪伴产业中的劳动机制与平台治理逻辑。AI情感陪伴并非单纯由算法完成,而是通过语料写手的标准化生产、用户的参与性共创以及平台的符号规训等多重劳动环节共同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平台通过算法中介实现对情感的调度与控制,情感被数据化、商品化与资本化,成为平台治理的对象性资源。在对AI陪伴产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指出,AI情感陪伴是一个涉及劳动权益、技术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复杂社会问题,亟须将其纳入劳动保障与数据治理框架中加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