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气态传播论出发,讨论了人类在虚拟时代寄托在云端的主体性问题,并以“云”为隐喻,定义这种主体性为“云主体”:弥散、不确定与不稳定的集群意志,成为一种“部落云”;其中,个体意志往往亦随风起舞,不知所起亦不知所终,一如云中的水滴。“云主体”是一种被云端科技所驱动的非传统主体性,究其原理,是虚拟技术在生命意义上重新定义了“个体”,而人工智能及平台基础设施则在社会意义上重新定义了“群体”。“云主体”进程的后果是,在个体层面形成了“弥散的人”,在集体层面形成了“散聚”。“云主体”是一个关于人的未来主体性的隐喻:作为“交往人”的人,前所未有地生存于气态化的媒介中,而其精神则前所未有地具有分散性。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力的不断增强,网络文学发展进入人机协作共创阶段,内容生产模式发生颠覆性变化。在实践应用中,人工智能以数据挖掘与跨模态符号组合赋能作者进行多模态叙事,拓展创作可能性边界,以技术资本为平台的经济资本带来增值效应,以技术表达为读者打造动态沉浸式的阅读场景,开拓互动共创的新体验。与此同时,人机协作共创催生出网络文学创作主体之争、文学价值异化、资本控制下的算法博弈等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技术理性的效率优势赋能网络文学智能发展;发挥主体协同作用,以技术效用提高作者自主创作能力与平台协作效率;完善法律法规,培育数据安全、版权认定、伦理审查三位一体的发展生态。
【摘要】网络文学与技术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其在发展之初就在技术驱动下呈现出超文本、互动文本等多样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创作手法与新的数据算法,推动网络文学生产要素发生变化,在作品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呈现出革新潜力。人工智能融入网络文学,使其在生产语境、文学写作、文本样态、接受形式、文学批评等方面呈现新变化,推动网络文学生产传播流程优化及形态升级,使资方平台实现权力转型,建构产业发展新形态。平台依靠大语言模型、文生视频模型等,构建多元数字场景,丰富读者的审美感受及视听体验。然而人工智能介入下的网络文学也面临文本生成技术瓶颈、情感缺失、版权争端、伦理风险等问题,其模式化、同质化趋势日益凸显,需要在技术改良、市场监管、政策引导、作者自律、法律完善等多种举措的协同推进下,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生态体系,推动网络文学的良性健康发展,实现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摘要】文章针对网络文学文本的三级结构,提出网络文学文本生产机制的创新框架,从时间、空间、符号三个维度解析其动态生成逻辑。依托数字媒介的互动性,网络文学突破传统出版链的线性周期,读者通过显性故事交流与隐性数据交互介入原文本生产,在即时“生产一反馈”循环中形成开放式叙事实践。在平台协作框架下,多主体跨越媒介空间进行分布式生产,以故事内容及媒介的双重延展逻辑促进了读者衍生文本与跨媒介文本的生成。符号奠定了文本在时空维度生产的基础,网络文学在长期读写实践中孕育了数据库生产模式,通过梗、设定、类型等数据单元的沉淀、调用重组、分解更新,构建共享叙事数据库,支撑多主体持续进行故事共创与文本编织。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轻量化、大众化应用,拓展了人机交互的广度与深度。随着人机交互的普及化发展,智能体“机”的媒介化特征愈发明显,不仅具有媒介属性,还逐渐具备媒介功能。“机”的媒介化拓展了个体与媒介的交互版图,人机交互成为人与媒介互动的新模式。文章提出“机”的媒介化,并进一步指出:人机交互素养是人类在智能社会媒介化生存的必备素养,它的提出丰富了媒介素养的范畴与内容,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系统性发展。文章还在KSAVE模型、SCONUL模型、MIL评估框架和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过程一能力一结果”的人机交互素养三维概念框架与“系统要素 x 交互层级”的人机交互素养综合矩阵,以厘清人机交互素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系统化建构其内容框架与发展进路。
【摘要】媒介智能化生态中人与智能体的互动,是数智化发展与媒介化进阶相耦合的具身性产物。文章通过解析智能体的可沟通性呈现及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建构图景,探讨了媒介智能化生态中人与智能体的互动机制,提出可沟通型智能体是驱动人与智能体交往范式转型的关键主体。智能体可沟通网络的生长机制蕴含于“共在”的交往逻辑之中,并在数智空间的场域融通、主体身份的角色相通、关系交往的意义互通中得以调适。同时,可沟通型智能体通过“协商一共识”的技术化转型、“感知—共情”的图式化耦合与“认知一共享”的智能化延展,构建起人与智能体互动的协同框架,推动人与智能体交往从工具理性向价值共生跃迁,预示着媒介智能化社会正朝着“可共通性”的新型路径迈进。对此,我们应以动态视野把握可沟通型智能体的技术实践,在守护人类主体性与承认技术拟主体权利的价值张力之间,为媒介智能化浪潮开辟更具包容性的理解空间。
【摘要】“预制朋友圈”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型数字实践,映照了用户个体在虚拟展演中的劳动异化与情感状态。文章以戈夫曼拟剧理论、霍克希尔德情感劳动理论及福克斯数字劳动批判为分析框架,结合数字内容分析与深度访谈法,揭示用户通过预制发布内容建构理想人设的深层逻辑。文章发现,平台算法通过时空脱嵌机制将用户社交展演重构为“表演工业”,在虚拟定位与延时发布的技术框架下,将碎片化体验编码为可存储、可计算、可交易的数据资源,形成“情感预支一流量变现一数据增殖”的链条;技术实践推动身体经验的符号化离析,使主体沦为算法可计算的“数字元件”,陷入“人设即资产”的自我商品化困境。平台资本主义将柏格森的“绵延时间”切割为可囤积的资本单元,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重构为数据“殖民”矩阵,最终导致存在论层面的异化——主体的本真性让位于符号化人设,情感的自发性屈从于算法可识别性,日常生活沦为资本增殖的永久性“车间”。文章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现象学的理论对话中,提出“数字生存的辩证理性”,为反思技术中介下的主体性危机及重构数字伦理提供批判性路径。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管理存在确权、授权、流通以及执法等困境。人工智能体基于高度代理性具备自主性、社会性以及主动性三个关键特征,具有推动版权管理精准确权、提升版权流通适应性与执法能力等诸多裨益。“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智能体角色定位应在人机协同的过程中不限于版权管理的辅助性工具。智能体赋能数字版权管理应遵循数据“最小必要”原则,推动管理范式的整体重塑,构建多方协同的智能版权管理生态。
【摘要】传统大众媒介以直接作用于人类感知的方式影响未来,而预馈媒介可以捕捉超过或低于人类感知阈值的经验,并以绕过人类感知的方式将预测好的“未来”预馈到当前,从而影响未来。通过追溯预馈媒介兴起的技术思想背景,文章揭示出预馈媒介及其相关的劣化人机共生话语如何减损人类不确定性,使人变得更容易预测和控制。这些威胁不仅来自预馈的技术机制,而且来自工程学对有机体和大脑的解释,以及科技巨头鼓吹的技术幻象。我们有必要澄清人机共生的含义,并持续思考如何将预测性人工智能转化为促进“共可能”的力量。
【摘要】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并构成整个学术出版的基础设施,国际出版商积极进行转型升级。文章基于TOE理论框架,对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泰勒·弗朗西斯等国际出版商人工智能驱动学术出版服务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与差异化路径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技术、组织、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于人工智能驱动学术出版服务创新,具体表现在技术创新策略、技术伦理把关、组织资源票赋、战略定位、竞争压力和政策导向等方面。文章结合不同学术出版机构的资源票赋和优势条件,提炼出科研需求导向的知识生成服务模式重构、面向出版流程的知识生产服务模式优化、基于用户画像的知识传播服务模式创新三重路径,立足我国学术出版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为国内学术出版机构应用人工智能进行服务创新提供可行路径参考。
【摘要】文化建设重在出版,出版工作重在编辑。编辑制度是规范编辑出版活动、供给精品精神食粮、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新中国初始编辑制度确立了党管出版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对编辑部组织架构、职责划分、“三审四校”、签字标明责任、编辑人员培训教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制度安排。其蕴含我国编辑出版平台知识生产、发表、传播的机理和机制,规定了编辑出版工作全链条尤其是关键环节的岗位设置、专业分工。它既是中国当代编辑制度的原型,又是对中国当代编辑制度的定型。后来的编辑制度建设无不是对这一原型的延续和发展。新中国初始编辑制度显示了中国出版业知识生产的质量标准、逻辑理路、工作机制、工匠精神,是人类编辑制度史上的重大创举,是中华民族为提高出版质量、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而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