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索教育中人工智能的数据可解释性是推动我国教育数字化范式转换的重要议题,也是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议题。随着复杂算法模型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和创新实践,可解释人工智能(XAI)在技术嬉递过程中暴露了自身的“黑盒”属性,数据可解释性在人工智能与教育主体中的缺位成为教育数字化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难题。在数智化背景下,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耦合逻辑再次彰显了意识形态防范风险工作的重要性。数据可解释性缺位可能诱发教育数字化的身份镜像、叙事缺席、价值裂变等现实难题。因此,可以从建构教育数字应用的可解释人工智能目标与提升数字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两方面入手,以期增强人工智能中数据的可解释性,解决教育数字化的现实诉求,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创新性融合,实现育人工作提质增效。
摘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肩负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引导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教育家精神蕴含着教育家对教育价值及伦理的认识、对师生角色定位的理解、对教育文化观念的把握,是教育家教书育人能力的高度凝练与升华。教育家精神在教育目标实现、育人理念优化和工作方法创新等方面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助力,将其融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融合教育理念,使得思政工作者明确价值导向,促进行为世范,激发创新活力。为了增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高校要通过加强思政队伍建设、探新实践工作方法、营造文化共融氛围、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路径,形成教育家精神融入的长效机制,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进阶。
摘要:在黑格尔形而上学解体后,马克思和蒲鲁东不约而同地抓住“矛盾”和“劳动”,通过将辩证法引入物质生活分析,试图实现逻辑与历史(或理性与经验)的统一,以推进哲学革命。两者沿“劳动一矛盾一辩证法”同一线索提出的竞争性解答,意味着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新哲学,那么在逻辑上蒲鲁东的哲学必然构成“最后的形而上学”。即是说,对马克思而言,“哲学的贫困”是形而上学在自我拯救的“最后努力”中彻底暴露出来的——哪怕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矛盾提供了动力机制,辩证法提供了某种解释工具,只要囿于形而上学内部,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哲学的革命。因此,新哲学必须是反形而上学的。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推动哲学从经验—理性结构转向历史一实践路径,蒲鲁东工作的意义则在于通过“最后努力”的无效性,为马克思新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强有效的反证。基于此,必须重新评估两者关系在哲学史上的意义。
摘要:研究被投资东道国政治选举周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运用中国向97个东道国2004—2022年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和东道国政治选举数据,在“引力模型”基础上使用系统GMM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东道国选举前的政治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说明东道国选举事件会增加海外投资风险,从而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决策;(2)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道国政治选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在企业新建所需启动程序少和政治稳定性差的东道国更为凸显;(3)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双边紧密友好的经贸往来、政策沟通和人文交流均对负向影响有正向调节作用,而母国银行的跨国运营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支持措施对于负向影响并没有调节作用。丰富了东道国政治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为政府帮助海外企业化解东道国政权更迭带来的政治风险提供了思路,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局势波动、各国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实践“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摘要:跨国企业母公司管理层权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经营至关重要。以2010年—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实证检验跨国企业母公司管理层权力对其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管理层权力负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机制检验表明,进入模式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即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倾向于为海外子公司选择独资模式,进而损害子公司经营绩效。海外华商网络能够弱化独资模式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东道国位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属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或处于非儒家文化圈时,管理层权力对东道国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旨在为我国企业持续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能为中国跨国企业优化其管理层权力制衡机制提供解决思路。
摘要:民俗活动仪式感被视为反映深度情感体验的关键指标,其在旅游情境中对游客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尚未清楚。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以泉州市蟒埔村“妈祖天香巡境”民俗活动为例,探讨民俗活动仪式感对游客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民俗活动仪式感对游客文化遗产保护行为、文化共情及文化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文化共情和文化认同均正向影响游客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并在民俗活动仪式感对游客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3)文化接触在民俗活动仪式感对文化共情和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中起到明显的强化作用。因此,民俗活动旅游地可以通过增加仪式互动、增强游客情感体验及创新传统民俗展示方式等途径加强民俗活动仪式感,进而促进游客产生文化遗产保护行为。
摘要:长征沿线文物保护单位和研学教育基地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识别两者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对指导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资源协调发展有着实际意义。以与长征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及研学教育基地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两者空间相关性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征沿线的文物保护单位与研学教育基地空间分布类型均属集聚型,成连片分布,空间分布密度总体呈现“核心一边缘”结果。(2)从两者空间相关性的方面来看,两者数量空间关联关系显著,高一高类区域集中,主要分布在长征主要战场地与重要经停地;高一低类区域分散,依附在高—高类区域周边;低一高类区域各自分散且分布数量少;低—低类区域集中且分布范围广泛,属于长征外围发生地带。(3)GDP、旅游收入、教育支出费用、公路里程、年末人口数在不同程度上对两者空间聚类产生了影响。基于研究结果,因地制宜提出了高质量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协调发展对策。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模仿能力,其风格模仿能力挤压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干扰人工智能对风格的识别的算法反制工具。算法反制具有“防御性”和“有效性”,属于接触控制措施,应当予以版权法保护。通过保护算法反制,能够规避人工智能领域的版权理论争议,实现艺术家和人工智能企业间的利益平衡,让艺术家分享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版权利益增量。建议修改完善《著作权法》第49条以保证算法反制受版权法保护的合法性,并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落实算法反制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模式。
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二)》此次对于《刑法》第165、166、169条的修订,再次引发了学界对于民营企业背信犯罪的广泛关注。从与德日背信犯罪的比较来看,我国一方面聚焦于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进行问题导向型的特别背信罪立法;另一方面,我国的特别背信罪以“违反忠实义务或受托义务 + 利用事务处理权限”为基本成立条件,具有明显的滥用权限型背信罪特征。对此可以采用滥用权限说来理解此次我国新设的三则特别背信罪的规范本质;注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明显不同的运作逻辑,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企业管理人员的实际职权判断其是否属于刑法上所规定的犯罪主体,在上述人员确实出于为企业利益的目的而实施违规行为的场合,不宜认定成立背信罪。
摘要:商业秘密保护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传统检察机关社会治理框架下面临深度依赖人工、个案机械被动处理以及信息孤岛等挑战,难以满足数字时代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需求。“数字协同”检察理念强调运用数字赋能建立技术协作平台,运用系统思维实现多主体协同共治,从个案处理转向类案治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在该理念指引下,检察机关应促成商业秘密社会治理中技术性正当原则框架的建构,对数字检察平台的数据调取权限和履职边界保持克制。为规避商业秘密的“二次泄密”,检察机关可利用数字平台设置预防泄密机制,并对关涉商业秘密案件的阅卷人员范围、知情范围、保密义务和相关证据技术化处理等内容作出规范设定,进而有力地护航新质生产力。
摘要:汉字词作为日语训读词的文字表记,日语训读词作为汉字词的读音,二者在结合的过程中发生语义或语法特征的转移。古汉语因果连词在上代日本汉文中用法演变体现在:“故”可以不与介词搭配单独标记原因;“因”在部分上代日本汉文中只标记原因不标记结果;“由”“缘”只作名词表示原因;“以”不出现因果用法。这些因果连词在上代日本汉文中的演变用法和日语训读词的语法特征一致,由此判断演变是受日语训读词的影响导致。
摘要:探讨了手写与打字两种输入方式对初中级汉语作为外语(CFL)学习者写作质量的影响,并分析了学习者的认知反馈。研究采用双因素混合设计,选取148名初中级CFL学习者,分析了共计296篇写作文本。结果显示,初级学习者在打字输入条件下,词汇复杂性、流利性和内容丰富性显著提升;手写输入则更有助于提高句法复杂性和整体写作质量,两者在写作准确性上无显著差异。中级学习者在打字输入时表现出更高的写作准确性和流利性,而手写输入则有效提升其词汇复杂性、内容丰富性和整体写作质量,对句法复杂性未产生显著影响。在认知反馈方面,初中级学习者普遍认为打字输入对写作更为有利,但反馈与实际写作表现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反映出学习者感知与写作产出之间的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