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使民营经济的概念纷争尘埃落定,但没有终结人们对民营经济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相反,它为更深入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民营经济的现实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对民营经济客观必然性的探讨却销声匿迹,民营经济的理论合法性问题亟待解决;首提“民营经济精准定性”方法论,在对“民营经济促进法”概念下的民营经济进行“姓公姓私”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照的光”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特定作用以及民营经济是“自己人”的深刻内涵;首提新时代“民营经济新作用”概念,强调民营经济正在承担更大使命;民营经济的存在是长期性和暂时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营经济的特殊定性定位决定了它只能和“初级阶段”同命运而不会与社会主义共始终。
摘要:以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抓住“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牛鼻子”,可使中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发展。基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根据“新技术群”革命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重大任务。在中国,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这可以概括为:推出数字经济发展系列安排、出台数字中国建设整体规划、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制度设计,以及提出数字文明建设的新概念。截至目前,全球数字经济总量排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的指数排名、全球数据资源总量排名、全球国家算力指数排名、全球大模型的数量排名、全球人工智能指数排名,均为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处于全球第一方阵。“十五五”时期,中国要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统筹新质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打造数智经济生态体系、建设全国统一数据市场、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数绿两化协同发展、加快新型生产关系构建,这是确保中国在现代发展大潮流中始终成为全球引领者的必然要求。
摘要: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其价格的波动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关键变量。基于2004—2023年中国各省份数据,引入房地产价格波动的二次项构建面板回归方程,阐释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因多重传导路径而形成的差异化影响,并将房地产价格波动与空间杜宾模型相结合,采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衡量区域间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的传导路径,揭示空间关联网络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放大机制。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呈现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效应,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房地产价格波动主要通过财富效应与抵押品效应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随之产生的挤出效应和再融资棘轮效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地理距离相近省份的房地产价格波动上升会对邻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正向溢出作用。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与间接空间溢出影响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摘要:均衡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助推区域协调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基础的内生动力与现实要求。财政转移支付在调节政府间财政关系与赋能地方治理中,受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基层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数字化治理水平不均衡等因素制约,从而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培育创新友好环境、驱动创新要素涌现等方式能够引导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因此,应从优化转移支付体系结构、融合内生激励与外部保障、匹配区域创新比较优势等方面引导新质生产力要素均衡涌现,推进基层转移支付绩效评价体系改革,发挥新质生产力均衡培育的政策合力。
摘要:作为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主体,非金融企业潜在的风险传导效应日益显现。以2007—2022年我国中证800指数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CoVaR模型度量我国非金融企业的系统重要性和系统脆弱性,并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具有系统重要性和脆弱性。非金融企业的市场风险、系统风险、企业规模、负债水平、生产网络关联是重要影响因素。应将非金融企业纳入系统性风险监管框架,制定有效监管工具,提高监管科学性。
摘要:黄河流域城市群是实现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地域。构建人与自然耦合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及模型,深入探讨黄河流域城市群人与自然耦合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驱动因素及主要问题。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人与自然耦合协调状况总体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跃迁,但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增速都低于全国城市群的平均水平;(2)黄河流域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部分城市群仍处于人地失调状态;(3)黄河流域城市群各维度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创新和开放发展进程相对缓慢,主要指标落后于全国城市群平均水平;(4)创新、协调、共享是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绿色发展水平在部分城市群仍表现为抑制性因素,反映出黄河流域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较大绿色转型压力。基于上述结论,应从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以优势互补塑造新格局、以绿色低碳开辟新路径、以高水平开放拓展新空间、以共建共享营造高品质等五个方面促进黄河流域城市群人与自然耦合高质量发展。
摘要:城市网络及与之关联的网络协同是推动城市群迈向成熟和现代化的重要进路。在城市群地区,随着城市间联系的增强,区域系统的组织范式需要由等级逻辑向网络逻辑演进。在此过程中,网络协同是城市群趋向网络化发展的驱动力,是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机制。在新发展格局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多维度城市网络关系,积极利用网络协同效应,进一步激发区域发展潜能。为此,应从形成利于城市协同的网络系统、增强网络协同带来的外部性优势、平衡网络化过程中的分配效应等三个关键环节,促进中国城市群网络化协同发展。
摘要:基于一个由制造商、零售商和电商平台组成的平台供应链,构建三种合作模式,探讨平台供应链成员对不同合作模式的偏好、合作策略的选择以及三方实现共赢的条件。研究发现:(1)制造商一定会与电商平台合作,具体的策略选择取决于佣金和产品渠道替代率;(2)制造商通过电商平台进入终端市场可能对零售商有益;(3)电商平台只与制造商和零售商中一方合作也可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4)供应链成员的共赢可以通过调整供应链的合作模式实现,当佣金较大且产品渠道替代率较大时,制造商与电商平台合作会实现供应链成员“三赢”。
摘要: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去库存”与企业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息息相关。将企业存货调整作为切入点,深入考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显著降低了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进而有效改善了企业资源配置,该结论在排除众多干扰因素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供应链整合程度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降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的存货削减效应显著更大。
摘要: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的保留过于重视,可能会抑制企业的数字化创新。基于2011—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社会情感财富与数字化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家族经营抑制企业数字化投入;(2)随着亲缘关系亲近程度的增加,抑制效应也会增强;(3)相较远亲家族成员,近亲家族成员的加入还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数字化投入;(4)代际传承同样会抑制企业的数字化投入,但二代中男性继承人数量的增加能够缓解这种抑制作用;(5)管理者学历水平、历史预期差距、行业预期差距以及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能够有效缓解家族经营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抑制作用;(6)家族经营对数字化投入的抑制作用不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