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回望中国艺术学在这十年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从以“三大体系”为突破重点到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的两个发展阶段。引入元艺术学视角,有助于推动艺术学知识生产机制从解释型向生成型转变。未来,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化路径应继续立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推进,并进一步拓展至教材、教学、评价与传播等支撑领域,形成更加完整的知识生态。唯有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实现理论内生、系统整合与跨文化对话,中国艺术学方能完成系统生成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全球学术格局中确立自主且具有原创力的学术地位。
【导语】 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艺术创作的当下,技术赋能与伦理边界的博弈日益凸显。人工智能以高效生成、多元创新打破了传统创作范式,提升了艺术生产力并拓展了艺术表达的边界,却也让人类伦理体系产生了真空地带,带来原创归属、认知异化、人文精神消解等问题。完善与AI相关的伦理与法律框架已经成为紧迫的现实需求,但对于人类来说,制定AI领域的伦理规范的方向不应指向遏制“发展”“创造”,而应指向约束权能的“滥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着艺术创作生态。这一技术革新既对传统著作权法的解释框架形成挑战,也触及艺术本体论、创作主体性等根本问题。当机器能够通过海量作品风格学习生成新的内容,而非直接复制具体作品时,艺术创作的边界与条件便亟待重新界定和明晰。 法律如何在技术迭代中,平衡艺术家权益与技术创新生态?本文将结合中美两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从艺术体制转型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创作的法律边界
一、从“AI艺术”到“AI研究”: 问题域的拓展 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创作面临新的伦理挑战。当前,学术界往往将关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的研究切割为“AI 艺术”“AI 伦理”“AI 法律”等若干孤立的子领域。然而,AI 本质上是一项极具穿透力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它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重构整个人类
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写作现场之后,什么是“作者性”就变得不清晰了。过去谈到作者性,人们会默认谈文本的意义、风格、作者的创作动机等问题。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写作是深度介入的,机器已经能够润色语言、调整结构、模仿风格,甚至能够在长期互动中识别写作者的语感偏好、表达节奏与问题意识。这就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人类作者还有没有独特性。结合与ChatGPT互动修订书稿的经验,笔者注意到AI在语言、结构与风格方面具
【摘 要】 中国文人画产生于传统中国社会,与当时文人阶层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画家的学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人画家具有精英主义的艺术观,偏好隐逸的趣味和情调。在社会向现代转型,新的艺术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后,如何使中国画进入新的艺术教育体制,服务于人民大众,并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弘扬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之美,成为一项困难而重要的工作,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在这方面作出艰苦而顽强的努力。继承就是创新,这些艺术家所做的工作本身,就具有现代意义。
【摘 要】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字书写艺术。中国书法的艺术性,与笔、墨、纸张等介质没有本质关系;与书写技艺,即用笔、布局,乃至书写内容等也没有本质关系。对书法艺术性的本源追溯,只能回到汉字本身。汉字具有字形的形式美,其“有生命的图式”能引起情感活动,产生意象和意境,因此汉字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它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的本质特征。“有生命的图式”是汉字书写即中国书法艺术性的本源。
【摘 要】《九老图》在宋代的广泛流传及其图式确立,本质上是一个多重文化内涵交叠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依托于宋代士人对白居易诗学的接受,对其道德、人格与“中隐”价值理念的推崇,以及对其所发起的唐代“九老会”之文化典范意义的持续阐释与重塑。以文彦博、富弼、司马光为核心的退居洛阳的士人群体,将白居易“八儒一僧”的“九老”雅集图式,转化为以自身群体为核心的肖像写真图式,既推动了《九老图》人物形象与叙事内容的标准化、模式化发展,又突破了传统先贤图肃穆端庄、圣贤列序的固有程式,最终奠定了以唐代“九老”为画题、耆宿贤士雅集为内容、中隐闲适为格调,兼具儒家道统旌表功能的经典雅集图式。
【摘 要】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帝国》是对一个虚构的、想象的“日本”的书写,这一书写实践有三个基本策略:他者化、互文化和能指化。这种书写,为实现符号嬉戏建构了一个又一个乌托邦空间,但其反西方中心和东方主义幻象的两个方面也由此在文本中形成了悖论式的扭结,对现实和所指想当然的悬置,将巴尔特激进的符号学实践推向了某种不可能性。
【摘 要】 在全球艺术史的跨文化阐释中,“书法式线条”是“中体西用”的典型案例。中国书法作为纯粹“线的艺术”,固然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但所谓“书法式线条”,却是一场西式的“发明”,形式主义是其理论旅行的起点,也是跳板。“书法式线条”正是在形式—反形式—去形式的不断延伸中,从形式描述走向哲学阐释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论资源的援引与释读逐渐深化,理论的反哺也作用于西方艺术现场及其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中。审视“书法式线条”何以嵌入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也将促使我们反观自身的理论“无意识”,折射出中西对话与文明互鉴的多种可能性与广阔未来。
【摘 要】 中国将机器人应用于艺术领域的成功实践,激起了大量当代文化想象。由于人形机器人处于“像人而非人”的临界状态,这使得物的表演性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边界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从表演的角度看,人机同台并非人对机器人的单向操控,而是双方在各自的限制条件下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表演。就观看机制而言,观众可以在与机器人的互动过程中与其形成情感联结,传统的以人类身体为中心的反馈结构被重构,人的感知范围扩展至人类之外的存在,由此引发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反思。当下,不少实践仍执着于让机器人不断逼近人类形态,这在本质上延续了人类中心主义逻辑。事实上,人机关系并非单向模仿,机器人同样反向塑造着人类的姿态与感知。真正具有后人类意义的审美,不在于掩饰机器性,而在于使机器的特质得到显现与发挥。
【摘 要】“随机性”在数字艺术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演进过程尚未在艺术理论中得到系统性分析。技术随机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角色,经历了工具性随机、机制性随机与协作性随机三个历史阶段。创作者与“随机性”的关系变化,是随机性在数字艺术创作中演变的核心线索。在工具性阶段,创作者严格控制“随机性”的边界,视觉变化被限定在算法的明确框架内;在机制性阶段,创作者放松了对“随机性”的控制,系统能够生成无法预先设计的结果,但“随机性”仍无法理解创作者的意图;在协作性阶段,创作者开始与系统产生语义对话,“随机性”上升为共同创作的主体之一。技术形态在开放创作可能性的同时,也设定了新的约束,这推动创作者与“随机性”的关系不断演进。对“随机性”的历史考察可以为理解当前有关人工智能艺术的争议提供历史坐标,也可为认识技术要素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提供有效入口。
【摘 要】 随着新型数智技术日益嵌入文旅产业,沉浸式文旅迅速兴起。沉浸式文旅空间以“数实同构”为主要特征,为旅游者提供沉浸式体验。分析“长安十二时辰”街区和北京环球度假区两个案例,可发现,沉浸式文旅空间的建构其实是将代入感制造与间离式体验相融合的悖论式过程。代入感制造使旅游者实现身体在场,对其进行记忆召回与情感唤醒,目的是使其陷入幻觉沉浸之中。间离式体验是旅游者在明知是“假”的情况下,亦能从第三方角度切入的、有意识的参与行为,是在幻象与现实之间随时切换的自主状态。基于此,当下的“沉浸”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技术定义的,技术制造的幻象虽能带来即时的感官刺激,却难以替代深层的文化体验与心灵感悟,如何平衡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内在张力,将是沉浸式文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摘 要】 在 “后媒介状况” 与 “全球本土化” 的双重语境下,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呈现出明显的范式转型特征。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创作正在从 “技艺本位” 向 “观念本位” 转型,并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在材料本体层面,通过对物性的深度解构与对实验美学的引入,实现语言维度的再拓展;二是在地缘文化层面,通过对传统窑口知识系统的当代转化,实现传统资源的再创造;三是在媒介生态层面,通过与数字影像及机械装置的互文与融合,回应 “去物质化” 的时代挑战;四是在叙事策略层面,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对微观日常与具身经验的现象学表达。当代陶瓷艺术创作正在突破单一的媒介限制,构建起一种兼具材料厚度、历史深度与观念广度的新体系。
《仰》,2023年,80厘米×80厘米,布面油画。 1.《不负春光》,2018年,76厘米×53厘米,水彩。 2.《盛夏光年》,2013年,76厘米×53厘米,水彩。 3.《月朗风清》,2012年,76厘米×53厘米,水彩。 陈晓萍 泉州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1. 王清丽,《重构·2025》,2025年,100厘米×100厘米,粉彩瓷画。 2. 朱宝元,《映照》,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