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资本论》中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系统剖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二重性本质(生产力要素的增殖属性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阐释其在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经济增长动力驱动、社会关系调节平衡三大维度的作用机理,并对公有资本争论进行学理评析。研究表明,社会主义资本的运行既体现“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完善”的文明作用,又需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防范其无序扩张风险;公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通过“服务国家战略一消除剥削关系一克服生产社会化矛盾”的机制,实现对私有资本局限性的扬弃。关于公有资本的争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时代化进程中理论逻辑与实践创新的辩证互动,科学界定其范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关键环节。
摘要:利润率下降是理解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视角。为了修复利润率,资本尝试向空间要答案,通过地理扩张与地理重组实现经济剩余的盈利性吸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带动下,空间修复从平面走向立体,将低空空域、商业航天、地下空间、深海空间乃至虚拟空间嵌入资本积累体系,形成“空一天一地一海一元”的立体空间生产体系。从“资本一般”视角来看,通过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生产方式的“区域立体化重构”,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立体空间生产培育了新质生产力。从“资本特殊”视角来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主体,通过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等载体,以产权界定、法律规制、财政支持等方式赋予了立体空间生产以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
摘要: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引领性和战略性地位。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波动下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造业结构高端化和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方面进行识别,当前中国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具有“未富先降”“未能先降”“未质先量”“未升先降”的特征,同时不断扩张的服务业对制造业挤出效应明显,二者互动关系良性效应不足,映射出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出“中心一外围”的非对称格局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锁定效应,加剧了过早去工业化趋势。应坚持独立自主、创新引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从战略布局、创新渗透、融合共进等多层面构建过早去工业化的应对路径。
摘要:惠政兴三农,农民职业分化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三农政策的支撑。基于2000-2024年中国支农政策与农民职业分化相关数据,综合运用灰关联熵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两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支农政策对农民职业分化的推动作用在观测期内整体显著,其中农村发展政策影响最大,农民就业政策与培育保障政策次之,人口流动与户籍政策相对较小,且地方政策的促进作用略高于中央政策;fsQCA组态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四种能有效促进农民职业分化的政策组合模式,分别为中央推动型、地方发力型、发展保障型与全面促进型。结果表明,支农政策是驱动农民职业分化的关键系统力量,其效果取决于不同政策工具的协同组合与央地联动。
摘要:空间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确定因素及其影响,分析空间区位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和不同活动之间的互动、居民的福利水平,并分析公共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等。空间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得益于量化空间模型等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利用量化空间模型,可以分析商品市场和通勤市场的接近性在区位决策中的作用、外生冲击导致的永久性影响、经济活动区位实现多重均衡的条件、聚集经济和聚集力空间衰减律、土地供给和交通基础设施在塑造区位优势方面的作用等。
摘要:运用DEA-SBM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探究新质生产力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新质生产力能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发展;(2)新质生产力经由资源效应、创新效应与市场效应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3)新质生产力在东部、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构成要素中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且对资源型城市的促进效果更好;(4)随着产业结构向生态化方向调整,新质生产力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愈加显著。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提升本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还有利于提升相邻城市以及距离更远经济关联密切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据此,提出推动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建设、推动“绿智融合"技术创新以及通过市场信号机制引导绿色金融精准支持等三方面政策建议。
摘要: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跃升的关键,其发展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新型风险。数字经济的风险类型可以分为原生风险和次生风险,这种二元风险结构直观地呈现了数字经济风险的样态。数字经济的原生风险是其内在的固有风险,主要包括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技术产生的风险。数字经济的次生风险是其实际运作中产生的风险,包括国家、市场和个人三个层面。从原因上看,数字经济的二元风险可以大致归因于技术失序和制度缺失。以法治进路规制数字经济风险是有效之举。对于原生风险,应当从技术、制度和行业自律三个角度共同完善知识产权、营商环境与技术治理。对于次生风险,应当自多元综合视角入手,全方位规范国家、市场和个人的风险行为。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公司信任机制是推动公司治理向数智治理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但既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领域。选取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研究人工智能应用与公司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并从公司内部控制和外部信息的双重维度考察人工智能对公司信任度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能够显著提高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信任度,且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人工智能通过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外部信息的透明度来提升公司信任度,即内部控制和外部信息在人工智能与公司信任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人工智能对公司信任度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地区更为显著。本研究有利于推动公司信任机制由“言而有信”向“智而有信”转变,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司信任机制的耦合共生。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其角色已经逐渐从中立者演化为控制者,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平台权力这一新兴权力,重塑了传统权力结构格局。平台权力不同于单位内部管理权、行业组织自治权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私权力,而具有典型的公共性,能够对不特定的主体产生约束力。平台权力公共性是由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横纵双向赋权逻辑形成的,即国家通过设定义务和技术外包形式进行间接赋权以及用户通过与平台签订契约进行直接赋权。平台权力作为一项新兴权力,其私益属性天然存在消解平台权力公共性的倾向,侵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而导致数智化时代国家权力一平台权力—公民权利的权力结构失衡格局。为重塑平台权力的公共性,实现权力结构的动态平衡,国家权力应从静态监管转向全流程动态监管,以制约平台权力滥用;平台权力的自我规制应转向强制性自我规制,以促进平台自律发展;公民权利保障应由赋权一救济模式转向义务—保护模式,以优化权利保障供给。
摘要:近代以来,原本以手工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工业发生了现代化转变,主要体现为生产技术进步、生产经营形式纵向演化、行业结构优化升级三个方面。无锡是中国近代发展速度较快的县域,在现代化转型中具有代表性。无锡乡村工业依靠沪锡大城市以及便利的水陆交通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并在实质上突破传统农具的动力限制。繁荣的商品流通市场与丝、茧、米、布等大宗出产使无锡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并积极投资工业。20世纪20年代无锡乡镇出现了诸多机器工厂,建材、机械、电力等技术密集型重工业作为配套产业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乡村工业的现代化转变拓宽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领域,推动农业现代化并促进了农民的职业转变。在近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无锡乡村工业现代化转变未能完成,但它仍在全国农村普遍破产的情况下维持了农家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