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我国减贫治理进入巩固拓展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防止规模性返贫风险已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基于多维贫困理论,从“触发-扩散-固化”的三阶传导机制入手,系统剖析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形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显示,返贫风险的发生机制具有内生脆弱性与外生冲击相互耦合的典型特征。为增强风险识别的精准性与预警的前瞻性,提出构建以“四维一体”为架构的动态监测体系,具体包括:整合农户生计资本与区域发展水平的多元监测维度,构建涵盖经济脆弱性、社会排斥度与环境风险系数的复合指标系统,引入大数据建模实现风险时空模拟,依托数字治理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形成从风险识别、预警到处置的闭环治理机制。该框架有助于推动返贫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防控,为实现中国特色反贫困制度的持续完善提供学理依据与实践参考。
摘 要:以制度嵌入理论为基础,构建“制度-空间-社会关系”多维分析框架,深入探究我国帮扶产业发展的多维嵌入机制与面临的制度性障碍。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高度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地方资源禀赋与社会组织网络的深度嵌入与协同。实证分析揭示了多维嵌入过程中存在制度供给结构失衡、空间匹配误差和社会关系嵌入裂隙的三重制度性障碍。构建稳定、协同的政策环境,深化制度结构嵌入;优化资源配置与产业生态协同,提升空间匹配嵌入效率;构建信任协作共治的产业共同体,强化关系网络嵌入,有助于实现帮扶产业从“输血”到可持续“造血”的转变。
摘 要:在健康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乡村振兴三大战略全面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康养产业联城带乡的多重价值、市场潜力和社会基础逐渐得到了社会认可。康养作为一种新兴旅居形式,通过自然养身、文化养心、服务增能、组织增效等方式,既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旅居,推动城市资源有序下沉,也有效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但在城乡养老交流中还存在科技支撑不强劲、康养特色不鲜明、对流机制未畅通、服务联合未达成的问题。面向新时代,应以“康养为媒、旅居为形、农耕为魂、田园为境、互助为纲”为基本理念,着力构建“数字互联、服务整合、生态转化、产业协同、合作共享”的互益性养老机制,为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联合提供新势能和新动力。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媒介生态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逐步由静态保护对象转向可传播、可共享的文化资源。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农业文化遗产界定为可再编码、可协同、可共享的传播型资源,强调传播机制在推动其价值转化中的中枢作用。基于共享发展理念,构建了由经济传播、生态传播与文化传播构成的三维传播机制,并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三类机制在媒介结构中的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现实传播实践中内容表层化、机制碎片化、认知断裂化与平台失衡化等典型困境,提出内容共创、机制共建、社群动员与平台共享的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播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形式再现,而在于通过传播实现认知共建与社会共识,其本质是一个动态生成的文化共享过程。
摘 要:基于湾村的田野调查,从想象的可供性视角分析乡村老年人数字融入与其数字想象的关系。研究发现,湾村老年人数字融入水平整体偏低,极少中高水平融入和大量低水平融入之间出现断崖;无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存在防御、矛盾和低需三种消极数字想象;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大部分持有消磨时间和再社会化两种有限的积极数字想象,仅极少数存有提高生活质量的积极数字想象。研究还揭示了数字想象特征对乡村老年人数字融入水平的三种影响:消极想象阻碍融入、有限的积极想象延缓融入、积极想象驱动融入。其影响的生成,可从想象的可供性三维度(物质性、体验和情感)得到解释。
摘 要: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展开的媒介实践,成为其参与乡村振兴并实现身份转型的重要路径。研究基于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方法,构建“媒介实践-地方重构-身份行动”分析框架。发现返乡青年借助短视频将农耕技艺、乡愁记忆与人情伦理转化为公共视觉文本,在数字空间中构建出兼具情感归属与文化意义的数字家园。这一实践不仅有效连接了基于趣缘关系的线上粉丝群体,也激活了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的亲属、朋友与邻里关系网络,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社会动员机制;有效促成农产品销售、乡土品牌创建与产业链本地化等现实发展动能。由此,返乡青年逐步完成从被动回归者向“数字新农人”的身份转变,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行动者。
摘 要:在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将小农户塑造为“落后象征”的传统叙事下,我国秉持“投资于人”理念,通过小农户的数字化转型走出一条包容性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基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框架,以“投资于人”理念为视角,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小农户叙事重构的内在逻辑、现实基础、实践张力与推进路径。结果表明,在“投资于人”理念驱动下,数字技术推动小农户实现从“被动承接者”到“全链条创新主体”、从“经验传承者”到“知识应用者”、从“文化守护者”到“价值创造者”、从“资源使用者”到“生态增值者”、从“治理接受者”到“协同共建者”的角色重塑。当前,受制于“投资于人”的投入不足,小农户在数字转型中仍然面临技术结构性失衡、数字技能不足、文化转化机制缺失、生态补偿不到位与治理参与不顺畅等多重现实挑战。对此,应秉持“投资于人”的理念,通过构建普惠性数字技术机制、梯队化人才培育体系、文化价值转化模式、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与包容性数字治理体系等路径,推动小农户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与主要受益者。
摘 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构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政策体系,为新征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伴随农村消费不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进一步阐明“投资于人”政策对于培育农村消费市场的实践机制。“投资于人”政策的货币传导机制助推了农村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供需联动机制促进了农村消费市场动态平衡,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了农村消费市场的结构优化。面对当前“投资于人”政策培育农村消费市场的诸多现实困境,应从构建“投资于人”的财税支出政策体系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及信心、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释放农村消费与生产潜力、完善农村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农村消费主体、健全农民增收与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夯实农村消费扩容物质根基等多元路径来纾解发展困境,进而激活农村消费活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拉动农村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对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
摘 要:本文基于天溪村的田野调查,提出“经营嵌入式治理”概念以理解资源匮乏型村庄的内生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村庄以兼具产业经营能力与基层治理责任的乡村精英为担纲者,将企业经营逻辑引入公共事务,同时以治理责任优化市场理性,在与资本和科层的互动中实现内生发展。内部治理以个体信用启动公共品供给、推动行政资源向经营性资产转化,盘活存量资产;村企关系采取借力而不依附的有限嵌入策略,通过技术自主学习、产业链分段与市场渠道备份保持产业主动权;村集体、大户与散户之间则以风险兜底和党员试错实现利益整合,并在市场逻辑之外以兜底逻辑坚守治理底线。这一模式超越了“保护型经纪”与“经营型经纪”的二分框架,其核心行动伦理可追溯至王夫之“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经权思想,但该模式也面临精英依赖、农户生计转型等可持续性挑战。
摘 要: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空间单元,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县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3年全国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通过政府端财政激励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亦可通过市场端技术创新、第三产业创业活跃度赋能产业结构升级,还可通过居民端消费需求释放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的产业升级效应在人口红利较为充裕、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以及中东部地区县域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邻近县域产业结构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应在稳妥扩大数字乡村试点范围的基础上,强化财政激励、技术创新、创业培育和消费释放等多元机制,结合县域差异推进分类施策与区域协同。
摘 要: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将乡村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途径,是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以“两山”理念为思想之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自然资本、环境外部性等学科理论分析,系统梳理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从新内源发展理论视角,结合实地调研发现,提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遵循“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治理能力-政策机遇-外部支持-市场渠道”这一实践逻辑框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并总结提出资源禀赋决定了乡村生态产品的质与量以及价值实现潜力,治理能力则是激活乡村内生动能、实现生态产品有效管护和持续进行价值转化的关键,政策机遇为乡村生态产品创造价值转化条件、搭建合作平台,外部支持则为乡村注入新动能、破解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瓶颈,地理区位和市场渠道共同影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途径选择以及产品的增值溢价空间。最后,针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过程中面临的缺乏科学规划、存在要素瓶颈、价值核算标准待完善、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认知不足、市场化交易渠道不畅等阶段性瓶颈,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摘 要:绿色生产方式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把握绿色生产方式的出场逻辑应紧紧抓住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这三条内在线索,进而深刻理解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的核心内涵与时代语境。从历史逻辑上看,它是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必然选择;从实践逻辑上看,它是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科学回应;从理论逻辑上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绿色生产方式的核心内涵集中体现在:绿色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节约资源和降碳减污是本质要求,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是发展目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价值追求。从实践路径上看,应从培育掌握绿色科技的新质人才,加快发展绿色低碳劳动资料,推动劳动对象向智能绿色形态转变,促进生产要素组合绿色化跃升,形成绿色发展约束激励并重的制度体系等层面协同联动,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
摘 要:“两新”政策通过老旧农机报废和新型农机更新换代的方式提升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大力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背景下,本文以“两新”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分别从农机报废和农机更新两个视角探究“两新”政策对农机报废更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两新”政策是推进农机报废更新的重要路径;“两新”政策不仅能够提升农户农机报废意愿和行为,而且能够提升农户农机更新意愿和行为;“两新”政策既会引致农户农机报废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也会引致农户农机更新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与其他农户相比,“两新”政策更能促进平原地区和规模农户的农机报废更新。最后提出提升“两新”政策适配性、持续推进农机报废更新、不断提高农户政策的认知水平等相关建议。
摘 要:在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日益成为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核心关切与战略协同点。通过构建“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制度维度”的三位一体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粮食安全合作的运行逻辑与实现路径,进一步提出加强中国与中亚农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依据合作主体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资源整合的深度,合作实践模式可划分为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模式、订单农业模式和农业产业园区合作模式三个梯度递进的阶段。结合当前面临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波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硬约束”、规则标准障碍、非传统安全与生态环境风险、政治与商业互信不足等挑战因素,中国与中亚粮食安全合作的关键路径应进一步优化,完善农业合作体制机制,细化粮食产业合作政策,优化农业产业链布局与资源配置,强化科技交流创新与技术推广,推动中国粮食品牌国际化,深化绿色农业技术合作,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和推动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摘 要:依托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能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向低碳化、高效化转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关键支撑。以陕西省2011-2023年10个地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靶向,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创新对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并以农业产业结构为切入视角,进一步解构二者间作用机制的内在逻辑与传导路径。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是驱动陕西省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可靠。机制分析表明,在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发挥着机制传导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创新对陕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低水平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关中、陕北、非资源型城市及经济高水平地区。进一步,从构建科技创新“靶向供给”体系、推动农业产业结构深度优化、实施差异化政策激励、完善科技创新支撑保障机制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助力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