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空间维度上体现的是一种整全的意识,追根溯源受到了儒家天下观的影响。儒家天下观不仅为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促进了以儒学为主流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儒家的仁爱精神可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以“爱”作为联结的内在动因,从个体的仁爱之心到共同体的民族大爱,仁爱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联结的文化根基。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公利”之上的共同利益体,儒家“义本利末”的义利观凝聚了各民族的价值认同,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纽带。通过对儒家“天下观”“仁爱观”“义利观”的阐释,挖掘其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彰显的文化认同、情感基石和价值立场,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要]哪吒的原型可以追溯至印度佛教中的护法神,随着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哪吒的故事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中广泛流传,在中国经历了千百年来的文化融合与本土化改造,成为了中国各类文学、戏曲、影视等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哪吒从古典文本走向现代荧幕,《哪吒2之魔童闹海》以现代视觉语言激活了民族集体记忆,这种“软性传播”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文化脚注;《哪吒2之魔童闹海》从中国市场的火爆走向海外市场的热映,表明中华文化引发全球热切关注,其作为现象级文化产品代表了“国漫崛起”,这有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语境的交织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命题,通过挖掘更多类似哪吒的“文化公约数”、完善基于电影IP的民族团结教育体系、形成中华民族的神话宇宙矩阵等,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这对于建构青少年民族认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是中华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20世纪初期,中国西藏地方面临英国和沙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虎视眈眈,以及西藏地方信息相对闭塞、经济发展滞后、民族分裂势力显现的内忧外患局面,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通过在西藏地方创办汉文传习所、藏文传习所、《西藏白话报》、译书局、新式学堂等措施在西藏地方大力推广汉语文学习与使用,为西藏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通晓汉语文的人才。联豫在西藏地方推广汉语文的行动,促进了西藏地方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了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领土统一与主权完整、促进了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地方推广汉语文的行动对于我们当今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全面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广度与深度,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云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地处边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面临搬迁社区语言适应与民族地区语言学习的双重困境。具体而言,语言适应难题表现为:语言环境改变增加就业难度、居民对民族语言传承与普通话提升的平衡心存顾虑、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偏低且使用场景有限;语言学习困难则体现为:学习动力不足、障碍较多、机会匮乏。调查显示,上述困境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客观层面包括外部环境限制、政策宣传落实覆盖不全面、推广对象时间与精力有限等;主观层面则涉及认知水平不足、自我驱动力欠缺、存在“厌学”心理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从两方面提出策略:宏观调控层面,需加大宣传动员、分批分类推广培训、推行“职业技能 + 普通话”融合模式;微观调动层面,应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鼓励不同群体积极投入推广工作。
[摘要]多民族协作的耗牛经济实践将游牧社会有效整合进统一市场体系,推动了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强了游牧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与稳定性。参与牦牛经济实践的各民族在经济互动过程中发生民族互嵌现象,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生态边界与族群边界的交往交流交融状态,多民族的一体格局得到进一步发展。农牧生态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是多民族协作局面形成的自然生态因素,而道路设施改善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则是其根本动力因素。动力机械化变革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民族间经济互动局面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局面,也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推向深入的根本动力。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美术教育改革运动的实践者,庞薰琹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剧变中,以艺术实践将个体理想与家国命运联结在一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初步的表达和思考。抗战爆发初期,他在参与贵州民间艺术考察项目田野工作期间,创作了《贵州山民图》系列组画,通过重构苗族、布依族等民族的视觉形象,形成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化艺术表征。该作品概括了他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异域想象,从服饰、色彩、场景等方面重构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图像叙事路径。庞薰‘在绘画中创造性融入“江南意境”的山水人文景观,表明跨地域、跨民族的审美共通性与文化互动性,展示出“多元一体”的西南民族文化形象和生活图景。这种将民族志观察转化为视觉表达的创作路径,不仅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更以视觉民族志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符号生产,为理解二十世纪初中国艺术与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互动提供了关键个案。
主持人语: 在网络时空、虚拟现实、数码化身等新型人造物涌现冲击的数智时代,聚焦于追问什么“使人成人”(或“非人”)的人类学开始关注智人物种在高科技革命影响下的处境及命运。如今,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现大幅度改变了人类成员的社会实践和认知范型,然而面对于AI技术变化迅猛的现实又存在着认知不一的情景。国内权威媒体发表专文指出人工智能将对全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强调要把加速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
[摘要]从人类学视野比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可探讨有关智人演化的未来前景。围绕“人工智能”的研究,不仅指涉“人工”和“智能”,还关联人类物种的自我确定、演化历程及未来境遇,因而需要重新评估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与“使命”。梳理从机械工具到数码智能的技术迭代可见,如不重视以人类智慧提升并制约人工智能,本届人类或被替换为芯片主导的“数智物种”,为此亟需在算法至上潮流中警惕“唯智主义”。通过勾画由算据、算法和算力合成、同时受算因与算果驱动和制约的巨型数智框架,可见“唯智主义”的危险在于将世界计算(机)化,让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纳入数智框架之中,并且全都化简为由后台支配的程序与界面、客户与终端。未来前景取决于本届人类的最终选择:造人还是造机器?“造”的意涵包括制造、改造和重造;造的结果则受制于人机关联,有待“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互补兼容,以及“数智物种”与“本届人类”的心-芯对应、制约共生,继而创建碳硅互补的“慧智能”。
[摘要]传统主体性理论将自由意志、创造力和社会性视为人类主体的核心特征,但AI技术正在从多个维度动摇这些基础。在决策层面,算法通过推荐系统、路径规划等替代人类判断,压缩了自由意志的空间,形成“算法代理”现象;在创造力层面,AI生成内容使“原创性”和“作者身份”变得模糊;在社会性层面,AI情感陪伴和社交算法重构了人类互动模式。面对AI的冲击,人类主体性需要在三个关键维度上重新建构:首先是将主体性视为技术与社会网络中动态生成的过程,福柯的“主体化”概念和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启示;其次是从自主性转向协同能动性,承认人类能动性存在于人机协作中,而非孤立的自决能力;最后是重构责任伦理,建立适应技术复合体的责任分配机制,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和“可解释性AI”原则体现了这方面的制度探索。未来的人文主体观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既承认技术的能动性,又守护人的伦理责任,构建一种开放、关系性与责任型的“后人类人文主义”视角。
[摘要]AI"交互”是指人类与智能体以及智能体内部之间通过交流互动或信息传递实现双向沟通与协作的过程。首先,围绕AI“交互”在数智时代的演化路径展开系统探讨,提出AI交互经历了“人机交互”“人智交互”并正迈向“智智交互”的发展阶段。在人机交互阶段,智能体主要作为被动响应的工具;而数智时代的人智交互则标志着具身智能体具备了多模态感知、自主学习与协作能力,正在由“辅助工具”转变为“合作伙伴”;强人工智能将推动智智交互的实现,智能体之间具备处理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进而重塑人与机器的共生关系。其次,以AI在舞台演艺、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实际应用为例,揭示AI“交互”的技术演进与现实场景融合。最后,提出AI技术指数式发展的同时,伦理约束严重滞后,若不加规范,未来可能陷入硅基智能对碳基人类的主宰困境。为此,亟须构建以人类价值为核心的伦理治理体系,引导AI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类福祉。
[摘要]自大语言模型引领新一轮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以来,AI"幻觉”——即模型生成看似合理但与事实不符或无法验证的内容——已成为突出问题。其挑战不仅是技术性错误,更在于它冲击了人类认知捷径与信任机制,构成了“认知困境”。该现象以高度迷惑性渗透进日常工作与生活,“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特性对信息生态构成严重威胁。加之算法黑箱性质,使得公众忧虑日增,形成一场人机认知博弈。AI“幻觉”一词是借自精神病理学的拟人化隐喻,其广泛流行恰是认知困境在语言层面的投射,是人们在“人-工具”框架失灵时,理解和安置AI这一新型“认知代理人”的表征。它暴露了大语言模型缺乏对世界深层、因果理解的固有局限,促使我们反思数智时代算法编织的深度拟像,重新审视知识的形态。AI"幻觉”的异常现象催生着一场深刻的认知“范式嬉变”: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知识范式,转向“人机混合认知”新范式。面对这一技术与认知的双重困境,短期内彻底消除幻觉难以实现。因此,除持续的技术攻坚外,主动建构人机协作的认知伦理与验证机制,是走向健康数智文明、确保人类认知自主性的关键。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AI“污染”的话语及其相关现象正成为公众关注与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当前讨论主要集中于物质性污染和精神性污染两个维度:前者指大模型训练与内容生成高度依赖能源与硬件资源,产生大量电子废弃物,对生态系统构成系统性威胁;后者表现为生成内容中的数据失真、语义冗余、逻辑紊乱与虚假信息泛滥,干扰社会知识生产,造成公众认知体系混乱。从文学人类学视角观察,AI"污染”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信息生成、处理与传播中引发的递归性、结构性扰乱现象,可归纳为模型训练缺陷内生的数据污染、人类无意或有意操控所致的操作污染、基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演化链条的认知污染,三者体现从模型内部到外部、数据基础到认知抽象、社会实践到人文反思的逻辑关联。AI“污染”概念的提出,并非否定人工智能的积极潜能,而是面向未来社会的语词预警,以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激发的跨学科知识交汇与多领域认知争鸣,为理解、衡量、评估与治理人机共生语境中的信息链条重构与认知秩序转变提供理论支点与多元视角。
[摘要]在湘黔桂毗邻带的侗、苗、毛南、么佬、水、壮等民族的观念中,开基者获得了聚落的入住权,后来者也可以通过“拟血缘化”接纳获得寨籍,进而获得入住权。入住权和资源的拥有与利用密切结合,在此基础上确立起集情感、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血缘家族聚落社会复合体。由于国家在场,各民族长期相互共处,其住居空间相互嵌合,形成了聚落社会的复杂关系;但在其复杂关系中各聚落社会共同遵守开基的“入住权”,并与寨籍、族籍相结合,由此界分了各民族聚落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与使用权。随着国家力量在该区域的不断加强,聚落社会的开基入住权融入保甲里邻治理体系之中,成为地方行政管理的有效资源。这种“国家在场”的聚落社会,不仅展现出乡村聚落社会对国家的依靠,而且也表现出“家国同构”的凝聚力与生命力,从而避免了由于聚落资源稀缺而发生争执与纠纷,维护了该区域聚落社会的有序化。
[摘要]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凝聚着中国传统治理智慧。当前,这类社区正面临三重信任困境:居住格局变迁导致的信任弱化、信任格局变动引发的信任淡化、传统刻板印象存续造成的信任软化。族际信任问题既是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独特挑战,也是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的重要突破口。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族际信任不仅是社区治理的手段或结果,更是社区工作有序开展的前置条件。具体而言,族际信任有助于提升治理动员效能,通过增加居民交往频次强化参与感;为治理协商功能提供支撑,借助拓展居民交流广度构建安全感;推动治理凝聚功能优化,依托深化居民交融程度增强归属感。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全方位立体式信任格局,需坚持守正创新,结合中国族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实际,优化情感型信任,拓展个人型信任,积极培育理性型信任与环境型信任,方能从根本上破解治理困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实践提供支撑。
[摘要]“横断走廊”这一论说由“藏彝走廊”延伸而来。“横断”表示地理上与横断山脉重叠的自然地带。“走廊”代表该区域独特的民族文化构成。“生态众多、民族多样、山谷深切、纵横交错”,这些特点涵盖了“横断走廊”的自然层面和人文层面。从学术词语的演变历程看,“横断走廊”的使用源自对“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的整合和扩展。“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是学者们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提炼形成的概念和术语,费孝通先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相较“藏彝走廊”,“横断走廊”不再受限于特定族群的命名方式,而是依托自然地理特征,从而能在民族文化和族群地理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族群地理”和“生态史学”为“横断走廊”提供理论支撑。而从整个中国大的格局来看,横断走廊还与同为走廊类别的河西走廊、岭南走廊形成对称和逻辑关联,也有助于推进西南区域研究。横断走廊富有历史、地理、人文价值,通过横断走廊可看西南,观中国,认识多元的中国,与世界联通。
[摘要]疗愈仪式作为民族民俗传统文化活动,普遍存在于滇西南民族村寨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传统民俗仪式实践协调个体与环境关系。仪式的实质是村寨小型社群以组织化仪式行动应对群体、个体心理危机的民俗疗愈策略,其运作深度互嵌于村寨社会秩序结构之中。疗愈仪式具有“神圣性—规范性”二元特质,该特质与村寨秩序结构呈现正相关性。随着以基层党组织、村委会为核心的现代村寨秩序结构建立,以及行政力量嵌入、传统权威式微与市场机制冲击的三重变化,疗愈仪式随之发生适应性嬗变,表现为仪式的适用范围扩张、规范性消解和功能改变。针对外部资源输入与本土资源运用间的结构性张力,村寨秩序结构与传统民俗活动的调适需聚焦三重路径:强化现代性村寨秩序结构建设、规范民俗活动的实践边界、促进市场机制与乡土逻辑的动态协调,从而实现村寨秩序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范、良善、韧性存续,确保传统民间文化资源的合法有效利用。
[摘要]龙氏家乘《迪光录》为清代贵州省锦屏县亮寨长官司长官龙氏家谱,在清代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编就的家乘谱牒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该家谱现存清代道光和同治两次编修版本,其融合了方志与家谱的功能,体例独特,内容丰富,涉及地理、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是一部集家族史、土司史和地方史于一体的珍贵著述,也是研究清代苗族土司地区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展示了龙氏族人“明血统,辨昭穆”的家族认同感,而且从多个方面呈现了龙氏土司一族之于家国一体、耕读传家、地方治理以及与汉、侗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事,不仅是清水江流域区域史建构与研究的重要取资,而且对于当今清水江流域各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牢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摘要]武陵民族走廊是中国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存续的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革命文化基因,而且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武陵民族走廊丰富的红色文化在武陵山区屏障与通道兼具的地理环境中孕育产生。当地红色文化旅游中红色文化景区内的红色文化仪式展演具有文化活动与教育形式相结合、娱乐与教育相协调的双重属性,呈现出象征性、规范性、周期性、重复性等多元特质,不仅在价值观教育层面有着重要引导作用,更在建构当代青年情感记忆、民族责任感培养方面意义深远。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旅游通过仪式展演完成了情感记忆空间的营造、情感记忆叙事的表达、情感记忆传播的实现,建构起了賡续红色文化基因的独特情感记忆编码、转码谱系。对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旅游进行学术关照,不仅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讲好红色文化故事,更对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合创新发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