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主体支撑、物质条件和精神力量。然而,从现实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成员“数”与“质”的牵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外部风险叠加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壮大全体成员、协同发展、凝聚精神文化等途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文明智慧,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的可能。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底色,体现了对个体尊严和集体福祉的双重关怀;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中国智慧;包容开放的文明胸怀,彰显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传承创新的文化自信,延续了文明血脉,又赋予其时代新意;和平发展的文明追求,超越了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整体性、系统性的文明思维,提供了应对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共同富裕的文明理想,描绘了人类社会的光明图景。这些特质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要:数字人文旨在解决人文领域的深层问题,首要支点是母语学科教育,上升为核心素养之首的“文化自信”成为交叉研究重点。本文立足数字人文视角,从教育逻辑、教学路径和教育生态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教育逻辑方面,数字人文打破“时空限制”,促使“三大主题文化”有效教学成为可能;促成“文道统一”,为文化自信母语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支点;打破思维疆界,把学习任务及效果评测转化为科学范式。教学路径方面,数字人文通过历史再现驱动“文化自信”情景教学,指引“文化自信”在教学中深度解构,促进“文化自信”学习跃升,激发学生个性充分发展。教育生态方面,数字人文创设多维协同的中华文化新生态,搭建数字教育技术的文化安全应用生态,持续提升教师素养。
摘要:作为故事叙事参与者,人工智能推动故事创作走向智能化正在重新定义叙事格局。然而,人工智能在故事创作有四方面限度:难以理解文本背后社会历史维度的含义,不具有真正的创造性,无法模拟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安全校准机制影响反面人物的刻画。多模态大模型和视频生成大模型的推广使用,使多模态化成为人工智能在故事创作应用中的向度,人类作者能够从立体化视角可视化故事文本,直观故事文本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这相当于提供了一种叙事反思机制。
摘要:随着城市治理向智能化、精细化与协同化加速转型,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知识生成能力与复杂推理能力,正成为重塑城市数字治理格局的重要技术引擎。本文以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为切入点,分析城市数字治理的运行机制,从智能人本治理、多元协同治理、韧性安全治理的视角探索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城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分析现阶段我国城市数字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需要从建设“以人为本”城市“智能智慧”城市、“韧性安全”城市等方面着手,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为提升城市数字治理效能赋能,以期实现城市数字治理的高质量跃迁。
摘要:秦汉时期的农业生产禁忌包括粮食种收之忌、砍伐树木之忌、作原蚕之禁、牲畜养殖之忌。诸禁忌既受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影响,也与阴阳五行思想紧密相关,反映了时人对农事活动乃至宇宙规律的认知。包蕴于农业生产禁忌中的俗文化因子与王朝律令、礼制并不完全互斥,有时甚至呈现出三位一体的关系。秦汉时期的农业生产禁忌将天时、地利、人事囊括进神秘的宇宙框架,在约束个体言行、调适劳动者身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最终目的是巩固天人关系与劳动秩序,故包含自我限制和自我肯定两重特性。相比于禁忌事项本身,时人更畏惧触犯禁忌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禁忌的世俗性与务实性。
摘要:唐王朝在其存续期间,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部安全问题。在政治安全方面,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政治安全的转折点,藩镇割据是对中央权威的严重挑战;牛李党争造成的政治分裂严重影响唐王朝的政治安全,宦官之祸是唐王朝难以破解的政治安全难题。在军事安全方面,由于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募兵制兴起。在经济安全方面,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唐政府的财政危机。在外部安全方面,唐王朝面临着边疆诸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用“内地化—羁縻—册封”三重模式维护“天下”国家安全;正确处理“抚外”与“安内”的关系;充分发挥文化认同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以包容的心态构建华夷一体的安全共同体。唐王朝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对当代维护国家安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本文收集了有关初唐东征士卒的造像记近20条,这些造像记显示了初唐东征士卒的出征时间、造像题材、祈求平安的心理等,也从侧面反映出唐高宗时期东征战役的频繁以及东征士卒从最初的“义勇争先”“惟愿效死”到“唯望西归,无心展效”的心理变化。东征士卒应大部分为兵募,也有一部分为府兵。东征战事结束后士卒继续“奉敕东征”,可能是征伐降唐后又谋叛的高句丽王高藏。此外,士卒心理的变化也反映了初唐勋官封赐制度和兵募制度的变化。
摘要:“横渠四句”凝练了张载毕生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对天地之道的敬畏遵循、对民生福祉的伦理关怀、对传统绝学的赛续创新,以及对理想社会的价值构想。本文通过概念梳理与比较分析,论证其思想内核与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民生伦理、守正创新及合作共赢等多维度存在跨越时空的内在契合。深入品读“横渠四句”的哲学精髓,发掘其与共享发展的思想共鸣,不仅有助于巩固关于共享发展的价值共识,更为扎实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动力。
摘要:张载提出的“德性所知”概念历来存在多种解释,它与“见闻之知”的关系尤为复杂。通过对张载对“德性所知”与“尽性”等概念的分析,可以发现“德性所知”并非西方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人察觉到自身的道德主体性后会产生的、关于世界的价值判断。张载从其气化论出发,认为人可以通过“尽性”察觉到自身的道德主体性,进而觉察先天具有的“德性所知”,能够以价值化的方式理解世界,并基于德性的通达性实现不同道德主体之间的交互与共感,从而“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摘要:在城市化与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推动“生态-文化”协同保护已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文化生态学为视角,选取秦岭西安段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生物多样性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融合机制。研究发现,秦岭西安段兼具生态重要性与文化代表性,其丰富的遗传、物种与生态系统多样性为地域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地域文化则通过生态智慧与实践反哺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此基础上,提出秦岭西安段生物多样性与地域文化融合的系统调试方案,包括正向反馈强化、负向反馈调控以及长效保障机制三方面。研究旨在为秦岭及同类“生态-文化”敏感区域的综合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摘要:在新时代老龄化与数字化同步深化的背景下,智能媒介不仅成为乡村老年人对外沟通、情感联结的主要通道,也为其搭建线上文化空间提供了可能。本文以秦岭北麓西安段5个区县10个村庄为田野样本,聚焦数字养老语境下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逻辑与媒介路径。研究发现,新媒介通过理性建构、关系搭建与共识重组激活老年群体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记忆的“活化”与乡村治理新秩序的确立,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摘要:邓小平关于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重要论述中,腐败的生成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以及党员干部自身的主观条件,其呈现的主要类型包括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本主义腐化思想以及派性思想。重温邓小平关于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腐败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引、价值遵循、战略部署、基本方针、工作方式以及目标追求等方面的重要启示。
摘要: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为了治理贪污腐败,建立廉洁务实的政府,他曾经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如官员应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官员的选用应任人唯贤,并需要及时整肃改良;建立监察院、立法院等一些廉政机构,从建立法律制度、规范道德等方面预防腐败。孙中山的清廉从政思想为今天中国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摘要:韩炳哲的自我剥削概念指出了当代社会剥削形式的隐蔽转变,但身体与精神的二元论倾向使得他简单的将控制形式的转变标记为从肉体规训到精神政治。这一方面使得他忽略了资本主义自诞生开始就对人的精神与心灵的隐蔽干预,从而将自我剥削当作当代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将自我剥削纯然视作精神对精神的治理而无法探究自我剥削这一机制在当代普遍化的外在动因,也因此他无法界定自我剥削概念的论域。自我剥削不是一个当代才产生的新现象。在韩炳哲认为的肉体规训的时代,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布洛维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自我剥削。奈格里回到生产领域才真正揭示了自我剥削在当代普遍化的深层根源。为了对非物质劳动主体加以管控并使其服务于资本增殖,新的治理策略应运而生,非物质劳动的创造特性以及深入智力与情感的治理催生了自我剥削的治理策略。也正因此,自我剥削的概念更多指向的是非物质劳动领域而不能盲目泛化。
摘要:萧绎在《金楼子·志怪》篇中,基于六朝志怪小说“实录”的写作风格,广泛采摭前代志怪典籍,结合地理方位意识,以及自己所见所闻的怪异事件,建构起了独特的异域想象空间。萧绎的异域想象与其独特的身世、藩王的身份,乃至生活过的荆州地域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萧绎的异域书写还存在一定的宗教术数因素。《志怪》篇中的异域想象受到梁初文坛知识性写作的影响,是萧梁时期志怪小说观的体现,也与萧绎本人的文学思想有关。萧绎在志怪小说编撰过程中的知识性写作,将诗文写作特性向小说文体进行渗透,并进行了私人化的改造,符合南朝文人“天下观念”的认知,体现了政治秩序对志怪小说的潜在影响力,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新的探索。
摘要:《自然史》(Nature History)与《博物志》是古代研究自然的两种重要形态,也是认识自然与研究自然的两种方式。从记述内容上看,二者对于自然事物的记识内容相近;从发展源流上看,《自然史》承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传统,而《博物志》承自儒家的“多识之学”与道家的“道法自然”;从逻辑方式看,《自然史》主要运用归纳综合的方式,而《博物志》采用的是“比类取象”的思维。总之,本文主要讨论了古代研究自然的《自然史》与《博物志》的两种重要形态,以期为当代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摘要:由于山西人稠地狭、自然灾害多,使得山西人多弃农经商,名商大贾代不乏人,进而形成了著名的商帮——晋商。明朝政府实施“开中”,重农抑商程度减弱,以及山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晋商兴盛时间长达五百余年。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的挤压、本国官僚的压榨及交通方式的变化等原因,晋商渐渐衰落。
中图分类号:B244.4 文献标志码:A DOI:10.26969/j.cnki.cn61-1056/C.2026.01.019 文章编号:1001-0300(2026)01-0127-02 收稿日期:2025-06-20 张载作为理学开创者之一,解读并诠释其“义理”思想一直是研究重点,而对《经学理窟》的研究较为薄弱。邸利平教授《横渠经学理窟注译集解》(崇文书局 2025年3月版)是首个对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