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智场景作为承载价值文本与意义符号的重要载体,凭借其沉浸性、交互性与精准性,从认知、情感与实践三个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路径。然而,其应用亦面临多重风险:场景叙事流量效应,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性;场景设置偏好推荐,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力;场景体验过度沉浸,虚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性;场景技术数字鸿沟,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覆盖面。对此,应从强化思想引领、优化算法机制、聚焦实践转化、弥合数字鸿沟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以实现数智场景对民族工作的正向赋能。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政府职能的转型与重构需围绕责任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三重逻辑展开,分别从内涵价值、结构属性、运作逻辑三个维度构建政府建设的核心框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对政府治理的独特要求。作为“公共性”的政府,责任政府建设以政府职能的内涵价值为基本导向,凸显公平、民主和回应性的内涵价值,意味着政府“有所为”。有限政府是政府职能、权力边界与规模体量的适度性与政府治理能力及政策效能有效性的动态平衡,要求政府“有所不为”。廉洁政府建设的运作逻辑始终以政府“公共性”为目标,以公正、法治和制度为基本原则,表现为政府“不谋私利”。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为教育变革提供了根本性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的制度创新导向与“十五五”勾勒的发展蓝图,共同构成了教育变革的时代坐标。教育作为文明传承的核心载体与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其变革进程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既承担着激活传统文明现代性的使命,也肩负着培育复兴动能的责任。当前,教育变革正处于价值重构与实践转型的关键阶段,需立足在地化实践场景,破解价值引领、结构优化、育人创新、治理协同等方面的深层问题。通过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教育变革的耦合逻辑,构建文明基因传承与民族复兴赋能的双重路径,可使教育实现从要素优化到生态重塑的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文明滋养,充分发挥教育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围绕破解“治乱兴衰”难题形成了全面且丰富的话语体系。在生成逻辑上,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古今中外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思考以及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经验的经验总结;在战略支点上,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守制度三个维度,系统阐释国家发展方略的核心框架;在实践路径上,形成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依法治国为基石、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振兴文化为支撑、以培育人才为关键的完整进路。
摘要: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与政策调适,系统领导农民实现政治认同,凝聚起广大农民投身党和国家事业的磅礴力量。这一历程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获得认同的价值基础;实现与保障农民的根本经济利益,是筑牢认同的利益基石;优化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构建认同的制度保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价值形塑,是夯实认同的思想根基。这些经验共同构成了“价值—利益—制度—思想”四位一体的认同塑造逻辑体系,不仅深刻揭示了党贏得并长期维系农民支持的内在机理,也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意义。
摘要:具身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核心议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深陷离身化困境,被批判为纯粹的“大脑灌输”,亟待发展为具身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样态。数智技术通过创设能够捕捉身体经验的物理空间、共享身体平等的虚拟空间、增强身体体验的混合空间,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具身化的教育场域。但由于身体技术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张力,“感知一交往一实践”的具身逻辑遭受冲击,具体表现为:技术中介阻隔了具身感知、人机交往隐没了具身交往、数字场域削弱了具身实践。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离身风险,应推动思政意识与数字意识相结合,实现教育全过程与数字化具身相协同,促进现实身体与虚拟身体相耦合,以达成数字思政的“再具身”。
摘要:作为伴随情感劳动和情感消费而生的异化消费观,情感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向情感领域渗透的新形态,并且在数字时代有了新的变化。数字时代情感消费主义既遵循资本的逐利本性和意识形态意图,也得益于数字平台、数字算法和数字营销等因素的“数字赋能”,使自身在数字境遇下呈现出新的生成理路。数字时代情感消费主义通过“个性情感推荐”“虚拟情感代偿”“情感全景监控”“情感流量竞争”等机制实现了对消费主体、消费对象、消费流程和消费市场等核心要素的全面统摄,由此造成比既往时代影响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现实危害。鉴于此,抵御资本操纵的“情感商品化”、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营造风朗气清的情感消费场域以及形塑科学理性的情感消费理念,是消除数字时代情感消费主义负面影响的可行路径和必然之举。
摘要: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思潮对社会现实产生作用的中介和桥梁,是分析社会思潮的重要视角。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化、扩大化和泛滥化的社会思潮,其发展壮大离不开特定社会心理的支撑与助推。从表现上看,网络民粹主义集中体现了怨恨情绪和不满心理、极端情感和排他心理、弱者心态和政治不信任心理。从形成机理看,它借助话语、情境和行为三种手段,不断激发个体情绪宣泄、汇聚群体情感认同、推进集体认知固化,从而构建起牢固的社会心理机制。从应对上看,需从预防、引导、超越三个维度分步骤、有层次、多渠道发力,从而阻断消极情绪聚合、构筑正向情感传导、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心理认同。
摘要: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为亲密关系提供了人工智能伴侣这一全新选择,以满足液态社会中数字青年对即时性互动体验、多元化交往方式、正向化情绪价值的需求。然而,人机亲密关系的发展却面临着互动双方地位不平等、亲密关系商品化、“他者”缺失等现实困境。因此,可立足数字资本主义视角,追溯其困境生成的根源、剖析其现实表征,并从揭露资本增殖本质、培育理性消费用户以及复归人类主体地位三个方面探索破局路径,回归人工智能伴侣的工具属性,引导人机亲密关系合理健康发展。
摘要:在数字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模式主导下的数字霸权和资本至上引发了全球性的技术垄断、数据殖民、数字鸿沟与话语霸权的“数字巴别塔”问题,导致全球数字资源分配不均和交往阻隔。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提出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科技自立自强、全球治理观和共同利益观为核心,致力于破解“数字巴别塔”问题。实践中,中国通过打破技术垄断、重构治理秩序、超越资本逻辑,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和合与共的数字未来提供新方向。
摘要: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厘清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内涵,并揭示出文明与野蛮蕴含的对立、融合、转化等多重辩证关系,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两种不同理解和应用文明与野蛮的理路,并形成了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文明与野蛮叙事。整体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与野蛮叙事,其主要包括界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时间叙事、呈现世界历史拓展逻辑的空间叙事以及评判资本主义社会双重面相的价值叙事。现今,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文明交往新范式等,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与野蛮叙事的实践确证,也是对西方世界以文明与野蛮为标识的线性叙事和对立叙事的当代超越。
摘要:“淡淡综合症”是当代青年在面对激烈竞争社会环境时略带疲倦、无奈却又努力追求平淡的一种生活状态,具有情绪低敏化、社交轻量化及生活佛系化特征。快节奏的生活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青年个体内因等多重因素催生了“淡淡综合症”。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其在价值认同、社会联结及职业取向等方面影响着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可从辨明“淡”之边界、反思传统价值、协同赋能路径出发,理性审思“淡淡综合症”,帮助青年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摘要:“伪松弛”是当代青年在追捧“松弛感”过程中异化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呈现为三重背离:对表象的执迷导致前台松弛与后台紧绷的断裂;将内在状态简化为对特定消费符号的狂热追逐;将积极概念倒错为消极实践的“合法性懈怠”。其生成缘于个体认知偏差与身份认同渴求的内在驱动、社会结构性压力与时间异化的外部催化以及资本逻辑与传播媒体的机制性共谋。引导青年走出“伪松弛”困境,需构建系统性矫治路径:祛魅消费符号、规范传播秩序,解构“松弛感”外部幻象;矫正价值认知、纾解认同焦虑,培育青年内在定力;缓解结构性压力、重塑奋斗哲学,营造支持性的“真松弛”环境。
摘要:“邪修”现象作为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又一典型亚文化产物,以“短平快”的实用主义、拥抱多元的解构主义、价值创造的个人主义以及自我表达的自由主义等多元特征在“Z世代”中勃然而兴并悄然流行。深入剖析“邪修”现象生成的内在机理,“社会加速”步调下追求实用的文化风潮、“流动的现代性”对传统社会固态秩序的重构、现代性“新异化”之下个人自我实现的要求和现代传播技术下青年群体自我表达的需求释放是促成“邪修”流行的重要原因。当前,应以文化调适和社会引导为路向回应数字时代的“新异化”风潮,优化社会整体支持并规范网络平台内容,助力当代青年真正自我实现,倡导正确自我表达。
摘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步将其发扬光大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特殊且艰辛的历史阶段坚定不移推进的“第二个结合”,是理论诉求、文化发展和使命责任共同作用的结果。延安时期在“第二个结合”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正确思想路线,强化了“第一个结合”的理论自觉,重构文化理论,塑造了彰显自信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更汇聚文化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守并延续理论“魂脉”、文化“根脉”,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遵循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逻辑进路,方能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内涵精髓,扛起“第二个结合”历史重任,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
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生成既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契合相融的结果,又是毛泽东个人情怀抱负与落后社会现实碰撞激发的产物,更是党的调查研究对民生实践发展砥砺升华的结晶。延安时期,毛泽东紧紧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精准把握民生与生产、民生与时局两对重要关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项工作方法,统筹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艺术、医疗卫生四个关键领域,形成较为全面的民生思想。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应继续坚持党对民生工作的领导、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建设服务民生的干部队伍、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民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