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变得风云莫测,跨国流动者该怎么应对,是回家还是继续远行?当国际关系矛盾激化,“回”也变得空前复杂和艰难:有人有家不能回,有人有家不愿意回,还有人渴望回归又害怕回归。“回,还是不回”这个问题,把地缘政治、现实选择、生命历程、道德考量及情绪波动,都搅在了一起。 究竟什么是“回”?如果我们把回归仅仅看作空间上的一种流动,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特殊性。一个人的出发和回家,作为流动过程没有本质区别。然而
一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愁绪和慰藉。章太炎曾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其善为进,其恶亦为进也”,人类的快乐与痛苦也同样如影随形,双向并进。欲望总是指向它永久的匮乏,并且始终会制造新的伤口。当一代人的创伤形成了前进的动力,并希望在后代的改善中得到慰藉时,新的焦灼又在形成。“内卷”“抑郁”“倦怠”“优绩主义”乃至“疗愈”等流行概念都在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上行期带来的生存条件改善,并没有让新一代人获
一声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反调 六月,行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小方石块路上,仿佛脚下也有了弗拉明戈舞步的声音。就在我们抵达马德里的前一天,梵蒂冈教皇利奥十四世访问了这座城市,并主持了基督圣体节弥撒活动,据称闻讯而来者多达百万之众。西班牙人的天主教文化令人印象深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西班牙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这个在许多人印象里已然褪去昔日帝国衣装、被不经意地划入“小国”行列的国度,在一系列国际议
二〇二六年五月的选举过后,英国政局再度陷入震荡;两个月后,十年里第七位首相走马上任。输掉苏格兰议会选举是意料之中,那里早已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地盘。丢掉威尔士,则让工党颜面扫地。他们曾长期主导这一地区,如今只能眼看着威尔士党上台执政。更令工党不安的是英国改革党——一个具有英格兰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正在英格兰地方议会中蚕食工党的议席。至于北爱尔兰,新芬党早在二〇二二年就成为北爱尔兰议会第一大党。 联合
佛得角被世界看见,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在本届世界杯上,佛得角逼平西班牙,从小组赛突围,又在淘汰赛中把阿根廷拖入苦战,最终以虽败犹荣的姿态退场。人们打开地图,寻找这个非洲群岛国家的坐标,然后对“以小博大”的传奇肃然起敬。小国黑马的故事,也随世界杯热度迅速流传。 与其说公众热爱这样的世界杯童话,不如说在体育之外的国际领域,比如国际政治、全球贸易乃至文化交往中,“黑马”的故事并不常见。国家的发展往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国际人类世工作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在法国里尔的地层学会议和柏林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一项提案,拟将加拿大克劳福德湖作为“人类世”开始的官方标志。如果该提案获得批准,来自克劳福德湖的沉积物岩芯将成为标志“人类世”开始的“金钉子”,即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层型点(Global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GSSP)—
一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皇权飘摇的乱世。五十二年间(九〇七至九五九),中原王朝五度更迭,十四位帝王轮番登场,弑君夺位、藩镇割据成为常态,文臣武将非死即叛,鲜有善终者。却有一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十位帝王,甚至曾向契丹称臣,官至三公、三师,位极人臣,晚年自号“长乐老”,七十三岁寿终正寝,死后追封瀛王,谥文懿。此人便是冯道(八八二至九五四)。 一千多年来,冯道始终是中
元丰八年(一〇八五)春,宋神宗病重。恰在此时,太史奏报称,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太一宫真室殿内,道士王太初正在中坛之上,向天神呈奏表章。仙界回复他道,奏章到达“九天门下”后,有传达上命的神吏来,说此事已经交给南陵使者传告执行。王太初恭敬地问,南陵使者是谁。答复说,正是现在“守心”的那位。 王太初听罢,旋即“又拜章于坛上”。仙界回复说,又有传达“上帝之命”的神吏来,说奏章中的事,已经再次交给南陵
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的主流叙事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转折:批评的锋芒逐渐从中国自身收回,转而集中于对西方经验合法性的质疑。以加州学派为例,帝制中国不再被视为“落后者”,而是另辟蹊径的文明范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曲折顿挫,也被解读出了一种主动拒绝、文化自足的姿态。王国斌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正是这种新叙事的集大成者。作为加州学派的核心理论文本之一,它不再追问“欧洲如何成功?”“
《读书》二〇二六年第二期发表了彭小瑜的大作《历史的海洋只是表面看似平静》(下称“彭文”),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是“陈旧思维范式”,用它来概括俄国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是“乱贴标签,随意将被蒙古征服和压迫这一历史经历与俄罗斯民族性生硬关联,既不是尊重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人民的诚恳态度,也不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 彭文认为,关于俄国专制主义,学界未能清楚辨识和评估“魏特夫在冷战时期以东方专制主义政治见解剪
生长小城的我绝不会梦见古都,但自打眼见为实,我就开始做这样的梦了:为什么古代城市的空间形式,今天看来不仅古老,还很古怪?一九四六年的航拍照片里有天安门前的横街,东西两端是左右长安门,今日的长安街因此得名——震撼我的是大街上都没有几个人,而是种满了树。更让人沉默的是它无匹的宽度。不止一次我梦见这种伟岸的城市设施:大路,城墙……梦见自己迷失在这种巨大的尺度中,在湖泽密布的老家不可能有,对当代人而言也很
二十世纪初,随着《下部赞》《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残经》在敦煌藏经洞现世,王国维、陈垣稽考群籍,终于在明人何乔远编撰的《闽书》中发现了摩尼教在华传播的重要记载。将《闽书》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以下简称《教法仪略》)对读可发现很多有趣的相合之处。如《闽书》记载摩尼光佛尊号“具智大明使”,与《教法仪略》所载“光明使者”“具智法王”等尊号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这不仅如陈垣所言,明人何乔远对敦煌汉
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人类学,发轫于十九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族志博物馆中。 “民族志”是个启蒙概念。十八世纪下半叶,德国和俄国的学者率先提出新希腊语词 ethnographia 和 ethnographie,与德语中的 Völkerkunde——“民族的科学”——作同义词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随着欧洲的贸易与殖民扩张,大量来自异域的器物流入欧洲,许多城市出现了专门收集此类“民族志藏品”的机构,如莱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是林语堂的迷妹,她的名言“我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其中“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赫然排在首位。林语堂当年有多风光,今天的人大概很难想象。他用英语写就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鸣惊人,立刻征服了西方读者,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是那种美国大众刻板印象(不是苦力就是“满大
提到巴赫(一六八五至一七五〇),总有几个绕不开的有趣话题:为什么他的音乐能跨越几百年,一直给音乐家的创作带来启发,还悄悄走进普通人的日常音乐生活?在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位古典主义大师的影响上,他与同为巴洛克时期“顶流”作曲家的亨德尔( 一六八五至一七五九) 相比,到底谁的影响力更大?“西方现代音乐之父”的盛名,巴赫到底担得起吗?这些问题没法简单作答,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和巴赫创作的定位来梳理,才
一九七九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E.B.怀特的《夏洛的网》中译本,译者署名康馨。《译后记》介绍此书在一九五三年度美国儿童文学奖评选中屈居第二,经过岁月淘洗,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中译本据一九七〇年普及本第十一版译出,配有原版插图。这一译本分精装、平装两版,精装本一千册,平装本首印十五万册,广为流传,但没有购买版权,后来未再重印。二〇〇四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夏洛的网》新版译本,出自儿童文学翻译
一 寒假来临,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整理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 1897–1973)的回忆录译稿,也顺便阅读了洛维特全集第二卷中有关他对日本的评论文字,感觉自己仿佛踏上了一段横跨时空的旅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出发,经由日本,又在书页间回到当下。 一九三六年,年轻的德国学者洛维特为逃离纳粹的迫害,在那不勒斯港口登上了驶往远东的邮轮。他的旧日同窗、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
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梵高在致友人埃米尔·贝尔纳(Émile Bernard)的信中写道:“生命很可能是圆的。”梵高敏锐地指出,人们往往认为生命是平的,从出生径直通往死亡。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正如地球不是平的,生命很可能也呈圆球状,“其广度和容量远超我们目前所知的单一维度”(Van Gogh, Les Lettres, vol. 4, Van Gogh Museum, 2009, p.155)。
中外仰慕苏轼的人很多,不时有人立志重走东坡之路。我无此大志,但也会在旅行中遇到“东坡”。前年去江西旅行,从庐山下来,参访白鹿洞书院后,再去鄱阳湖。鄱阳湖很大,到底去哪儿?听说在鄱阳湖畔的石钟山有坡仙遗文——《石钟山记》,当然去这里。 宋元丰七年(一〇八四),苏轼从黄州转任汝州团练副使,兼送长子苏迈到饶州任职,绕道鄱阳湖,路经石钟山。《水经注》认为该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但
对于康熙皇帝玄烨,史家和普通读者均少有负面评价。他的少年亲政、剪除权臣、收复台湾、戡定三藩,他所制定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他终身对儒家经典的尊崇、研读和体用,无不令人钦敬。因此,当看到其对太子之师的失礼,难免令人有些疑惑。如二十六年某日在无逸殿(皇太子学宫),玄烨先让讲官汤斌等写字,当着众皇子说他们学问平平,字也写得差劲;接着亲自挥毫,连写数幅,赢得在场者一片称扬。此事见诸《康熙朝起居注》
晚清御史胡思敬记述,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至三十二年,“前后秉枢政者三十一人,罕能以恩礼终者”。被劾罢黜、宠衰外放、削职禁锢、罢官归里、引疾致仕为中枢要员的常见结局,更有甚者如赵舒翘、启秀,因牵扯到义和团事件,丢了性命。众臣中孙家鼐是个例外,历事四朝,身处大学士高位,“屡次变法皆身在事中”,“拘谨无过失”,可谓晚清政坛的常青树,身后更获“文正”这一谥号体系中的极美之评(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卷三
普鲁斯特小说中译本有句话,各家把握得都不太准确。还没成为斯万太太的交际花奥黛特,在知名学者面前卖弄自己风雅谦恭的仪态,开玩笑说:“在你们这些学者面前,我是井底之蛙。”(徐继曾,徐和瑾)后来这句话成为另一贵族人士得意的口头禅,他说:“我呢,置身于满腹珠玑的才子中间,简直成了名流学者面前的癞蛤蟆了。”(许均、杨松河)这两处表达的原文相同(la grenouille devant l'aréo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