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亩捐”与“粮捐”是晚清名目众多的苛捐杂税中的“捐种”之一,或者说是新的税种,是为了避免加赋之名而派捐,时人已有“祖宗有永不加赋之训,今不加赋而办亩捐"之说。咸丰朝以降,经过太平天国事变、甲午战争、庚子之变和举办新政等“大事件”,在用项叠增、财政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亩捐”与“粮捐”的征收,最初源于军费的筹措,后来大多与摊还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关联。筹饷、赔款、新政三项财政需求,是“亩捐”“粮捐”这两种杂捐产生和延续的直接原因。各省的“亩捐”与“粮捐”,在征收方式、类别、税率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主持人语(赵现海):在中国历史悠久而深厚的土壤之中,中华文明培育、凝聚、发展出五个突出特性,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内涵与价值取向。本组笔谈的四篇文章运用宏观视角,聚焦重大问题,对中华文明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教授的《从历史学看中华文明的特性》,指出中华文明具有“历史理性”特征,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期”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历史思维和历史学实现的。中华文明的历史理性和西方文明的逻辑理性融会贯通,有助于实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都有自身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各具特色,交相辉映,构成了世界文明史丰富多彩的图景。作为世界的主体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统一性为中华文明的长期连续、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舞台与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提供了思想机制,构成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核心特性。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源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君主代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是中国统一王朝国家与汉民族形成的新起点。自秦亡而汉兴,汉王朝在继承、扬弃秦制中,又融入由儒家学者据“殷周之迹”所改造的周代礼仪制度,形成了“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的政治文化形态,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一、周秦时代政治文化的演变 就先秦历史的大视野看,从西周经春秋、战国而至秦汉,中国古代的国家、民族、社会的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两个权力结构重构的阶段:即通过春秋
“何为中国”是近年来学术界广受瞩目的话题。随着中国学术界逐步孕育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概念表述与理论框架,这些概念不仅为深人剖析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全面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工具,而且从不同角度构成了对“何为中国”的回答。 一、来自不同学科的概念 基于2024年初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概念”,①以及近年学界的新提法,本文选取了五个来自不
主持人语(王晴佳 ):在最近二十年里,情感史作为一个新兴史学流派,方兴未艾。本组笔谈围绕情感史在中国史学界的现状展开讨论,既呈现了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又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空间。首篇文章从历史认知切入,探讨情感史如何超越传统叙事框架,将历史理解延伸至身体经验与情绪结构,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性的观点。随后的文章围绕史料及方法展开,介绍了“情感规约”“情感表达”及“情感共同体"等研究方法路径,展示了指南、
近年来,情感史研究引起高度关注,不少国家成立了情感史研究中心或设立大型研究项目,《情感评论》(EmotionReview)等专门性刊物问世并产生了一定影响。2015年,在中国济南举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把“历史中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作为会议主题之一,情感史由此更多地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关注。①情感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史料选择与使用方面尚存诸多争议:首先,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变迁,情感日渐被归人私密的个体领域,“据说人们的情感完全属于自己。情感属于他们的内在自我”。①当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身体疼痛(pain)和精神痛苦(suf-fering)分别对应于医学和心理学的某种症候,藏进诊室、家庭内部乃至个体的狭窄空间。人们耻于公然表达痛苦,抑或表达得不到回应,失去交互性的痛苦作为一种情感在公共领域几乎销声匿迹,学者们也察觉到了当代社会与痛苦的“解离”(dis
人是兼具理性和情感的动物,而情感在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大相径庭。自18 世纪中叶起,人们对被称为情感、激情、欲望或情绪的东西表现出一种独特而强烈的兴趣。德国历史学者、情感史专家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将其称之为现代性对于情感的兴趣,并将这一时期视为现代与前现代(pre-modern)的分界点。④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关于情感的论述正是推动此种
摘要:尽管明世宗的即位方式非常特殊,但仍然呈现出明朝皇位更替时的一般特点,即前朝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必须离开新朝。对于以藩王身份继位的朱厚熄而言,要将前朝旧臣逐出新朝,顺利完成新老交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对杨廷和等正德旧臣而言,要延续辅政时间并对嘉靖朝产生积极影响,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与世宗建立互信关系。然而,杨廷和所策划的强迫世宗改换父母的决定却将自己置于世宗的对立面,难以得到世宗的信任,这为张璁的脱颖而出创造了绝佳的机会。面对张璁的崛起,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将其赶出政坛。但事与愿违,张璁等人不但没有被击垮,反而愈战愈勇,最终使杨廷和及其追随者成为彻底的失败者。可以说,杨廷和为张璁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成为张璁崛起的助推者。
摘要:清代江阴36镇444保是康熙初年土地清丈时出现的基层区划,主要用于土地登记。镇保不仅继承了宋元都保制遗产,而且与明嘉万以后保甲制复兴密切相关。雍正十一年,江阴县奉行版图顺庄法后,以镇保行滚催,都图不复存在。江阴36镇并非商业市镇。作为县以下基层区划,36镇既不代表市场层级,又不是城镇乡空间链条中的一环,而具有行政建置属性。江阴县的镇与保之间有明确的空间与行政统属,并分别设有职役,从而改变了明以后乡里组织的一元结构。在乡约、义仓、社学、水利事务等方面,都体现出江阴县镇保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
摘要:传统中国市场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纵向演进来看,宋代政府因边防财政压力不得不积极利用市场获利,明中后期复归放任,清前中期则呈现低税负、弱干预、基层自治的特征。市场运行主要依赖民间组织承担基层公共品供给与秩序维护职能,呈现出朴素的自发演进态势。从横向比较而言,清代中国与英国的市场体系各具特色,商品市场各有千秋,清朝的地权市场更为活跃,以土地为轴心配置资源的机制进一步强化。而英国的资本市场在战争融资与财政革新的推动下迅速扩张,形成以资本为核心配置资源的新制度。两种路径深刻影响了中西方经济的近代转型轨迹。
摘要:一战后的中国联美外交是一个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跨国政治实践。巴黎和会前夕,驻美公使顾维钧构建了一个联美游说团队,其中既有金问泗、郭云观、魏文彬等留美出身的中国代表团秘书,又有美国的“中国通”卫理、亨培克、密勒等人。在巴黎和会期间,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中国代表团与卫理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远东问题专家里应外合,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代表团的支持。威尔逊总统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方妥协之后,中国代表团的联美外交重心转移到美国国会。卫理、亨培克和密勒组成的“中国游说团队”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议员展开积极的游说工作,使山东问题成为美国国会最终否决《凡尔赛和约》和《国联盟约》的重要因素。北京政府借助美国亲华友人构建的跨国网络,深度介入美国国会政治,拓展了中国外交的行动空间。
摘要:罗马皇帝哈德良在其宠臣安提努斯溺亡于尼罗河之后,便神化了安提努斯,并将对安提努斯的崇拜推广至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尽管安提努斯崇拜受到了哈德良的积极推动,但对其评价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哈德良的追随者肯定安提努斯的神性并给予赞美,哈德良的反对者则质疑安提努斯的神性,并嘲讽安提努斯与哈德良之间的关系。同时,基督教的护教者也斥责安提努斯道德败坏,毫无神性。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安提努斯崇拜终遭取缔。安提努斯崇拜由哈德良一手造就,呈现出争议性和矛盾性,其在罗马不同地区的广泛传播与衰落,揭示了古代多神教在与一神信仰竞争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内在矛盾。
摘要: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当政者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和执政理念的驱动,以及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要求,制定了以《总统指令第13号文》为核心的单边限制武器出口的常规武器军控政策,希望以此推动其他国家加以效仿,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并重塑竞争优势。在实施过程中,该政策一方面遭到了利益集团和军方的反对,被迫进行大幅修正;另一方面,由于智识不足、能力缺陷、视野狭隘并追求短期效应,卡特总统未能意识到军控问题的复杂性,也无意帮助他国真正摆脱安全困境,致使其政策遭到苏联与欧洲盟友的抵制。内外博弈的失败与1979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迫使卡特不得不放弃原有政策,重返大规模对外军售的轨道。